在太行山抗日前线的战友中，邓小平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是怀有特别情感的。左权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他在政治上与邓小平有着相似的遭遇。
邓小平属龙，1904年出生；左权属蛇，1905年出生。他们的首次接触是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左权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和女婿屈武等100多人一起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蒋经国加入共青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
正是因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使左权因“托派”嫌疑而在政治上终生遭遇不幸。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遭受王明等人的打击，左权也因“托派”问题被撤掉红15军政委兼军长的职务并给与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只是由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坚持，左权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才重新被起用，担任红1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仍旧受到从苏联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王明、康生等人的指责和诋毁。直到牺牲前几个月，左权还就留党察看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信申诉。作为长期患难与共的战友，同样有相似感受的邓小平对左权的遭遇始终抱有极大的同情。
1942年5月，侵华日军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等首脑机关为目标，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25日，在抗战中被称为“朱彭左”之一的左权将军，在指挥总部机关安全转移的战斗中不幸遭敌炮击，壮烈殉国。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刚刚脱离敌人包围圈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闻之非常悲痛，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一些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将领及129师的著名指挥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小平、刘伯承为他们写了许多纪念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上。1940年7月，为了纪念抗战3周年，129师政治部编印《烈士传》，刘伯承为这本油印的小册子作序，邓小平在卷首写了《追念抗战三年来忠勇牺牲的同志》一文。
八路军前方总部当时的驻地是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一带，与129师司令部所在的涉县赤岸村相隔不足百里，同在一条山沟里，邓小平与左权见面的机会很多。特别是在1940年春天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左权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指挥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磁武涉林战役。
左权牺牲后，邓小平和刘伯承亲自领导了在涉县石门村修建左权将军墓的工作，并在赤岸村129师师部写下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发表在1942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七七”特刊上。
2004年初，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涉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对曾安葬有左权将军等8位烈士的“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进行60余年来的第一次修缮，负责承办修缮事宜的涉县辽城乡党委书记给笔者看了一张历史照片：1942年10月10日，在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单位参加的左权诸烈士公葬大会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等站在刚落成的左权将军墓的周围，神情凝重而坚毅。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张邓小平在太行山参加左权等烈士纪念活动的历史照片。
1946年3月，根据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在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修建烈士陵园，邓小平、刘伯承亲率全体参议员破土奠基。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在繁忙的战事之余多次到邯郸陵园，对陵园的建设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1949年1月，邓小平在中原前线为即将竣工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得的。追念我们的先烈，不但要我们珍贵这个事业，巩固这个胜利，更重要的是发扬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为达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最彻底解放而奋斗！”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天安门高高升起时，邓小平再次为新落成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邯郸烈士陵墓永垂不朽！”
粉碎“四人帮”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全国率先策划和出版了一套《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丛书》。其中有一本书就是《怀念左权同志》，出版社希望请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邓小平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很快题写了“怀念左权同志”，由邓林转交给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
1981年5月，《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终于出版了。从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发出“左权同志纪念册征文启事”时起，到《怀念左权同志》一书出版，将近40年，这个“历史的任务”，终于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圆满完成了。
革命先烈，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