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徳相衍话“同丰”
作者： 武汉大学教授 尹世安（1926-）
说起祖籍日照的尹氏企业家，最成功的当属尹衍梁。或许您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么，您知道大润发超市吧？遍布全球的大润发，只是尹衍梁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尹衍梁的成功，离不开祖传基因。追根溯源，要从“同丰”号商铺说起。
“同丰”号是建国前日照县涛雒镇的老商号。“同丰”寓意“一起收获，实现共赢”，含有“共同富裕”的思想，反映了创办人尹守琮和尹守玺的经营理念。
当年的涛雒镇，还有几个著名的商号，如“广记”、“裕源”、“阜丰厚”等，它们都与“同丰”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尹衍梁的祖父尹德琳，就是“同丰”号的得力助手。
一、“大南客”和“二南客”
二十世纪初叶，涛雒镇的商业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日照县的商业大镇，超越了县城。1937年抗日战争前，涛雒的财政收入占日照县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足以说明涛雒商业的发达。那时，日照的商业圈流传一句话：“丁牟秦安李，抵不上尹家两兄弟”。意思是以丁氏为首领的五大家族，都是名门望族，是两大商号“广记”和“裕源”的主人，是财力丰厚的大东家，但在商业事务的具体操作管理方面，还要依靠尹家俩兄弟。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尹家两兄弟”，是指尹守琮、尹守玺兄弟俩。他们在日照商业界被尊称为“大南客”和“二南客”。
兄弟俩都在涛雒从商，成长为当地商界很有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尹守琮长驻上海，视野开阔，知识丰厚，思维与时代接轨，商业信息灵通，对商情具有先见之明，再依靠天时地利，充分利用涛雒港口海运便利的优势，使涛雒的商界与南方各地的商业接通，北货南运，南货北上，起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所以被尊称为“南客”。
后来，尹守琮、尹守玺兄弟俩共同创办了“同丰”号（以尹守琮为主）；“二南客”尹守玺则成为丁氏开办的“裕源”号大掌柜。
二、先辈尹裕明的经商之道
尹家两兄弟在商界的成功，与乃父尹裕明的引导和培养密切相关。
尹裕明（1842～1879），学业有成，获得了“太学生”学历。在那个时代，太学生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不仅如此，他在事业上也有所作为，曾获得“诰赠奉政大夫”和“同知衔生”的官员头衔，但这头衔不是重要的，而是闲散性的职务，他的志向是不想为此而混进官场。因为他有文化，又绝顶聪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自己量身定位，看准了应当走的路子。
在张家廒头村内，也是尹氏家族中，尹裕明是首位走出农耕、盐工为业的范畴之后，不走官场而走从商道路的人。
以丁开轩为大股东的著名商号“广记”就是在尹裕明的策划下开办的。
因为尹裕明出身寒微，少有资金，所以自己没有财力开办商号。但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具有一定的学识和远见。他约同邻村灶子（灶子村的族群也以熬盐为业）的郑姓好友，去了涛雒镇，找到镇上名声显赫、家产富有的翰林院里丁氏家族中的丁开轩，说服他在涛雒镇出面开设了名为“广记”的商铺。他们以小股金入股，成为“广记”的经营操作手。
那时，尹裕明已意识到国门已经被列强打开，中国已不可能再闭关自守过塞闭的日子了。再加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雄据南京，京城通向南方的漕运受阻，涛雒镇有良好的天然海运通商港口，适逢良机，可以与南方未被太平天国占领的沿海城镇海运连接，商业前景广阔；日照县内又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农产品可运至南方大城市上海销售，是开创商业最好的时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尹裕明终于成功地把“广记”商号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涛雒镇最有名望的商号之一。
三、尹家两兄弟创建“同丰”号
尹裕明的长子尹守琮（1865—1920），字锦堂，族谱上记录他：“太学生，例授奉政大夫、同知衔生”。但令人失望的是，他虽学有所长，却沾染了一些纨绔子弟的坏习气，好逸恶劳，轻视农业劳动，引起乡邻们的非议。有一次当他在农作时间，偷着去睡懒觉时，无意中听到乡邻们对他轻蔑的议论：“想不到尹家门里养出了这样一个浪荡后代，从不体恤他的寡母为他起早摸黑的劳累，攒了钱，送他去念书，现在还要靠寡母养活”。听了这些话他幡然悔悟，自惭自责，斩钉截铁地要求母亲去涛雒“广记”说情，愿去当学徒学做生意。凭借他母亲在乡里的美誉和才能，再加上他父亲尹裕明早年为“广记”效力，与涛雒丁氏家族有深厚关系，他终于进入“广记”。由于他的学识与才干卓绝，他从学徒做起，工作认真，勤劳干练，很快得到东家的赏识，升为账房先生。闲来无事时，他翻阅旧帐，发现乃父有股金在帐上，并未结算。这或许当时乃父猝死，没有来得及交代，仅是小股金，并未引起丁氏大股东的重视，是工作疏忽导致。但他明白事理，为能保全应得的利益，又不伤害与东家的情谊，他不动声色地复抄一份呈报官府，请求官方帮助，给予确认。官方接受了他的请求，派人查阅了“广记”历年旧账，经审计无误，丁家自动认可，给予补偿应得的股权收益，解决了多年遗漏的账目。这段佳话，经商界传播，都盛赞双方处理事务的风格，尹家不仅得到了曾失掉的产权利益，还得到了个人智谋与信义的美誉。而丁家也不失大家族的礼仪风范，“广记”的信誉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和提高，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之后，尹守琮更得到丁氏东家的信任，被派往上海，任“广记”常驻上海主管。
后来，由于家庭变故，尹守琮辞去了“广记”的职务，离开上海，去了江苏的青口，即现在的赣榆县祝其镇，在那里招股独立坐庄做生意。
日照县位于山东省东南端，与江苏省东北端的赣榆县是邻县，祝其镇与尹守琮起步经商的涛雒镇距离很近，而且他曾为涛雒“广记”商号效力多年，在涛雒镇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为此，他在涛雒镇上，又租用了位于南大街、属于“旷视山房”的一处闲置的用于榨油的油房，与当地获有举人头衔的同族人尹季贞合资开办了“阜丰厚”商号。他担任大掌柜职务，统管商号一切事务。
后来，大约在1912～1914年期间，尹守琮在“阜丰厚”商号北面的同一条南大街上购买了一套房产，在那里独资与尹守玺共同创办了名为“同丰号”的商铺。从此，他就往返于赣榆与涛雒两地之间，开创新的事业。
四、尹守琮的家庭变故
尹守琮常年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担任独当一面的商务工作，接受新事物机会多，思想比较通达开朗。虽然为东家“广记”工作，卓有功效，但是孤身独居，远离家乡，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倍感寂寞。机会凑巧，有一家邻居，可能是苏州籍的谷氏寡母孤女，不知何故流寓沪上，孤苦伶仃，生活极为困苦。尹守琮在经济上常给其接济，她们也在生活上给予他百般关怀帮助。日久生情，尹守琮就娶其女儿为继室，在上海建立新家。尹守琮在老家有一位原配发妻，但那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祖训约制下成婚的，并非自愿，夫妻间并无多少感情，结婚后迟迟没有生育孩子，可能有其难以言明之苦。后来虽也育有一子一女，那也是为满足老母的心愿和在家庭环境的压力下，为延续子孙后代促成的。现在他独身在外，遇有合乎心意的女子，自然不肯放手。可能是在1900年他与谷氏结婚后，先育有一女，但早逝，后又生一女，名志敏（1903～1920），这个女孩可能接受她母亲是苏州女子的遗传基因吧，生来就性格活泼，温柔恭顺，善解人意，语音软绵，深得尹守琮的喜爱。1905年又生一子，乳名沪生，取意是出生在上海，名尹景伊（1905～1925），就是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中牺牲的烈士。
由于尹守琮自作主张，在外娶妻，为家庭所不满，尤为发妻汉氏不能容忍，原先就不融洽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但在旧礼教下，尹守琮常年在外，她独守空房，无可奈何，这段婚姻实际上徒有虚名。那时正值满清政权倒台，民国政府成立，新旧时代交替，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风尚开始转变之时。那时的婚姻，因为都是父母包办的，总含有感情上不和谐的成份，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婚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故。虽然双方都是受害者，但在那时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中，受害最深而又无能力抗衡的，就是女性一方。如果妻子死了，丈夫可以再娶，无人非议；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就要守节，天经地义，若要改嫁，必定引起他人流言蜚语。
尹守琮命运多舛，他与谷氏所生的小儿子尹景伊三岁时，1908年谷氏就去世了，他中年丧妻失女，情感失落，心境沮丧，在上海生活失去了精神寄托。为此，他辞去了“广记”号职务，从上海去了江苏的青口，即现在的赣榆县祝其镇，在那里开创事业。在上海家中的一女一子，暂由其岳母谷老夫人抚养，随后送回了老家张家廒头，由他的发妻和母亲照管。他在祝其镇大约住了近十年，在那里不动声色地又娶妻成立了新家，但未生育子女，也不让他的第三任妻子进入张家廒头老家的大门。他很少与别人谈自己在祝其镇的私生活，想必有其隐情，不便让别人知道。
五、十八岁才读书的尹守玺
尹裕明的次子尹守玺（1871—1926），字宝庭，那时因家境贫困，再加上旧封建意识，在家庭的继承问题上，看重于长子，就没有送他去读书，仍让他去务农和晒盐。一直到将近18岁，他还目不识丁。这种不均衡的状态，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尴尬局面。
那时在农村都有早婚的习俗，兄弟俩都已成婚，这样就在儿媳妇妯娌间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尹守玺的夫人目睹嫂子手头宽绰，穿着打扮比自己鲜亮，只因自己的丈夫仍在下地务农、晨起拾粪、烈日锄草、光背挑卤、赤足晒盐，迟暮方归，没有读书，没能去学做生意，所以才落得比不上嫂子，很没有脸面。为此，她想出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主意：把她的父亲搬来。因为她的父亲是位没有取得功名的生员（或称秀才），只能在自己的家乡裴家村里开馆授徒。她想：为何不把老父亲搬来张家廒头村，以半农半读的方式开馆授徒呢？老父亲的生活事项，都由她不误家事去料理照顾，这样既可奉养老父亲，以尽孝道，还可以让自己的丈夫不误农时，能就近读书，为以后学做生意创造条件。这一想法，得到曾祖母的高度赞许，答应只要亲家爷愿意来开馆授徒，其他事都由她自己作主，全面张罗。于是，这位乡村老师就在其女儿的怂恿下，来到张家廒头开创了半农半读式的私塾。由于婆婆出面支持，再加上她们婆媳俩一向在村内有很好的人缘关系和威望，竟能收有7、8个来就读的生徒。
就这样，尹守玺经过几年苦读，由他的岳丈亲自精心施教，有了可以从商的资质。更由于大哥尹守琮在涛雒帮助说情，以及他去世的父亲与丁氏家族很深厚的人脉关系，经过一番沟通后，尹守玺终于进入涛雒最为著名的商号“裕源”从商了。这个商铺也是翰林院所属的丁氏家族所创立的。尹守玺为“裕源”商号劳作，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忠心耿耿，从未有二心，一直效力到终老，以他的品德、才干与勤奋，赢得了丁氏东家的信任。他由学徒做起，逐步提升为“大掌柜”，也就是现代的总经理职务。
由于他谨慎小心，谋略周全，经营有方，主事严谨，在清末民初之际，把“裕源”号商铺，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意升隆，财力雄厚，“裕源”的声誉也日益增高。
比如，裕源号所独创的“京冬菜”别具风味，成为山东省日照县的品牌产品之一，曾于1935在青岛举办的全国铁路商品博览会上获奖，不仅驰名全省，也远销北京、上海以及东南亚各地。时至今日，京冬菜仍为日照人津津乐道的美食。
六、“同丰”号的最后掌管人尹茂刚
“同丰”号的开创者非常重视培养本族后代人学商，去走从商的道路。商号招收了多位同族的年轻人，跟随他学做生意，成为商号的伙计或学徒。尹守琮的侄子尹茂刚（即尹守玺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员。
尹茂刚是家族的长子，是旧时代家庭法定的接班人，为了承接长辈的班，也便于主持家务，父亲尹守玺就让他辍学，跟随伯父尹守琮学做生意。在那个时代，尹茂刚的从商生涯，完全是由父辈来决定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并在社会上滚爬磨练多年后，看到那些有知识、有资历人的生活形态高于常人，就对从商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仅仅是从农村来到城镇做生意的商人，常年居于满是富豪乡绅的涛雒镇上，自然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尤其是尹茂刚的大儿子尹永诜在涛雒小学读书时发生了一件被老师体罚受伤的事，更是刺痛了他，对于从学和从商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偏移。他认为从学是一种高尚的境界，而从商则被普遍认为是鄙俗的，一个商人常常被称为唯利是图的市侩小人。从学后可以取得进入高尚职业的资质，既可光耀门第又能够发家致富。
尹茂刚大约只读了五年私塾。因为他是长子，是旧时代家庭法定的接班人，为了接父亲尹守玺的班，也便于主持家务，父亲就让他辍学，十五岁时就跟随伯父尹守琮学做生意。此时，尹守琮已在涛雒镇与他人合伙建立了名为“阜丰厚”号的商铺，是那里的“大掌柜”。
尹茂刚经常自诩“我是从提尿壶起步的”，是指在旧时代行业中流行的一条师徒关系潜规矩。作为学徒，首先要做一些低下的工作，“提尿壶”就是给师傅或老板清洗溺器，以便夜间使用。尹茂刚虽然跟着自己的伯父学做生意，也不能例外。
这样，尹茂刚就和伯父尹守琮同时跻身在涛雒镇的商业圈里，在不同商号里工作。所挣的钱，除了养家外，就购买土地，充实家业。尹守琮财力雄厚，在涛雒镇又独资成立了名为“同丰”号的商铺。
尹茂刚从小跟随伯父尹守琮做生意，起先在江苏赣榆，后来回到涛雒。作为收购农副产品的客商，尹茂刚走遍赣榆、日照、莒县和临沂等地区，有时也被派出去青岛与上一级经销商洽谈商务，逐渐学会了从商的套路，懂得了商业上的潜规矩。尹守琮在去世前见尹茂刚可以独立工作，1920年就把“同丰号”交与尹茂刚独立经营。从此尹茂刚就与“同丰号”结下不解之缘，“同丰”号成了他一生中唯一养家生存的事业。
一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日本侵入山东省，省内绝大多数县市沦陷，日照县虽未全部被日军占领，但也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同丰”号被迫停业。为逃避战乱，1940年尹茂刚带领全家离开了家乡，移居在大城市青岛。
后来，尹茂刚虽然与人合作在石臼所做过生意，但作为“同丰”号最后的掌管人，他最后终老在青岛，再也没能回涛雒看上“同丰”号一眼。
由于受父亲影响深远，尹茂刚过于守旧，不善于审时度势，只是一心一意等待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重操旧业，恢复原先的家庭生活。初到青岛时他手上还有些积蓄，但从不利用它寻求其他谋生出路，甚至有人想购买他的“同丰”号家产，他都给予回绝。这样，他就失去了在青岛另创新业的机会。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内战争，日照县被收入八路军手中，进行了农村土改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同丰”号已不可能重新开张。
尹茂刚在这这条街上有30年商人身份，但独立经营“同丰”商号也只10多年，他因受涛雒文化的影响将商业利润学大商号财东的做法，投资土地和儿女教育。他在生活上没有嗜好，喜欢读书和收藏文物，生活只求温饱，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吃粗饭和穿旧衣，在后代读书和工作期间，看不出他们出身于商人剥削阶级家庭。尹茂刚投资土地多是购置荒滩和荒山。在张家廒头购置盐碱地先开发成蒲汪，说可以搞养殖和水稻；在潘家洼购置了叫北山荒山植树造林可以成为休闲避暑地方，并想建立小水库。他把商业的利润投资在土地，并没有收回成本，但那片蒲汪确实成了稻田和养殖池塘,北山也成为茂密的山林,然而不知在哪年山林被砍伐，那里成了水土易流失的耕田。
解放前，尹茂刚有两位亲弟弟和大伯的儿子尹莘农都去了台湾，而他全家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兄弟几人从此分离两岸，也只能魂归故里了！
尹茂刚深受涛雒商业文化的影响，到青岛后有两次商业之梦：第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想回到涛雒镇经商，但由于内战未能实现；第二次是希望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恢复经济中出一把力。他认为共产党接管国家政权，一定会停止暴力革命，像历史朝代更替那样，采取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的政策，要搞经济建设，会让他做生意。另一原因，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学校接受进步的教育，目睹国民党的腐败，都欢迎共产党，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所以全家没有一人去台湾。他在1958年病逝前还念念不忘说：30年后共产党会让百姓做生意的。遗憾的是，他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时代。
尹茂刚是第三代商人，商业理念根深蒂固。其实1949年他已年逾花甲，回原籍不可能，只好在青岛和旧社会遗留的清闲老人说古玩画、逛旧货地摊，依靠儿女供养生活，也应了养儿防老的说法。正是这种机缘，才会出现他把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大玉琮捐献给历史博物馆的情况。否则，大玉琮也许在文革时代像其它文物字画那样被毁掉。
七、“同丰”号位置和结构
“同丰”商号坐落在涛雒南街也就是现在的二村，与大名鼎鼎的丁肇中祖居对街遥遥呼应，当年也应了“鸡犬相闻，互不往来”——只因丁家是官宦书香之家，大门紧闭，难见人影。但丁家也在同条街开设“同生”号茶庄。“同丰”商号虽在涛雒镇排不上名次，是个土产收购转运商号，但在偏僻的南街也独树一帜。这个商号大约成立在辛亥革命后几年，是个家族式商号，是“阜丰厚”商号派生的。到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演变成尹茂刚夫妻经营的个体商号，聘有雇员，已建立会计制度（那时称帐房先生）。
据健在的老人回忆，当年，夏季下午太阳偏西时，凉风习习，就有一说书人按时表演。地点就在“同丰”号北相接的库房面街墙外（门窗开在内院），丁家“慎泰”商号南侧。说书人坐凳敲鼓打起竹板，招揽附近听众，常客有的携带坐凳，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赤背搭衣驻足而听，顽童也在周边追逐嬉戏。挑担小贩乘机兜售多种小吃。南邻陈家也应季把祖传制作红彤彤的鲜美蟹子豆腐端到门前，顷刻售完。陈家车户铺主人忙碌修车；屠夫在“五宅”大门北侧宰羊，将羊腿一侧剥开羊皮用口往羊身吹气，不久羊身膨胀，便于剥皮，如果不慎从肛门喷出污物洒在屠夫的嘴脸，围观人群哄笑。当年景象很似《清明上河图》的一角。
关于“同丰”号房产来源，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后人中有两种说法，其一说房产的原主人是丁氏家族的，由尹守琮购买得到；其二则说是从一个在涛雒经商的南方人手里买下的。
2013年，尹世安以《涛雒的故居》为题，撰文描写这套房产，该文获日照市“中国梦·我的梦”征文大赛二等奖。其后，日照涛雒文化志愿者、日照联通公司的申华先生根据上世纪80年代日照县统战部的调查资料，了解到这座房屋的归属、布局和间数等资料，并结合尹茂刚的后人回忆，制作三维图，还原了“同丰”号南方建筑特色风貌，也说明那处房屋是上百年前南方商人设计所建，从而证明了涛雒商业与南方的关系。
如今，这个家族的几代先人都已辞世，无法了解那座古宅院的变迁历史。据曾经在那里度过童年的尹世安（尹茂刚的次子，武汉大学教授）回忆，从宅院的设计风格、建筑布局来看，原主人应是位很有学识的儒商。仔细回忆推敲，发现整套宅院的建设结构，非常合理，适合当时中产阶层商用和居家混合使用。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环境空间，用一个小小的“隔堂”把居家的内、外室和商用房分离得既严谨，又方便，真是泾渭分明，内外有别，但又不失“庭院深深”的韵味。这个“隔堂”起到类似大宅院里“影壁”的作用，但它又是别具一格的亭阁式的。天气热了，还可以把其前门和后壁洞开，穿堂风吹过，凉爽无比。原主人像是没有忘记在从商的生活中，还要读圣贤古书，所以特意建成了这个有清雅氛围、称为“学屋”的小院。
1938年下半年，曾占据过涛雒镇的“乱党”被击溃后，尹茂刚一家逃难回来，请了一位国学老先生，在暂短时间内，曾把那个“学屋”当作私塾，在那里教授孩子们读《左传》、《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著作，对门邻居的孩子也来附学，一时咿呀读书之声充盈学屋。可是春节过后，当地的时局又混乱起来，一家人不得不离开，回到老家张家廒头。
八、“同丰”号后人尹景伊烈士
1920年尹守琮去世后，“同丰”号这处房产就归其儿子尹莘农和尹景伊（1905-1925，字希农）所有，他们在此住过一段时间（右图为尹景伊烈士照片）。
尹景伊出生于上海，3岁丧母，7岁回故乡涛雒,先就读于本村私塾和涛雒小学，后到青岛礼贤书院读书，学业优异。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机师科中等技术部。
在校期间，他见帝国主义列强步步入侵，军阀连年混战，百姓痛苦不堪，其忧国忧民之心万分焦急，常以“宁为国家而死，不为惜身而生”自勉。他经常阅读《向导》、《先驱》、《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主动接近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较快,1925年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参加统一战线的工作。
同济大学属德国人开办的学校，当权的德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尹景伊不畏强权，带领中国学生几次同“洋大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广大同学的赞扬。教务长贝伦兹曾评价尹景伊“有难得的骨气，胆也不小”。尹景伊积极参加了重建学生会的工作，1925年5月4日同济学生会重新建立后，被推举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5月，党组织决定派尹景伊去青岛主持团委工作。这时，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流血事件。因此尹景伊推延了去青岛的行期。
为抗议帝国主义分子枪杀顾正红的暴行，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部署学生工人于30日下午上街演讲示威，把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使当时上海存在的三股反帝潮流汇合成反帝革命洪流。上海学联连夜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
1925年5月29日，恽代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宣传员和工人到各校去发动组织学生，参加“五卅”反帝示威。当天下午，上海学联副主席梅电龙等到吴淞，向尹景伊等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恽代英的讲话。尹景伊提议为罢工工人募捐，同学们纷纷响应，当场成立募捐委员会，大家倾囊相助。大会决定5月30日到租界参加反帝示威，并推举尹景伊、陈宝骢等4人为领队。
1925年5月30日清晨,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游行大队副队长尹景伊率领由工人、学生组成的队伍，乘火车由吴淞赶往市区。火车抵达天通庵车站，他们与张华浜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汇合，挥舞着旗帜，高喊着口号，向南京路进发。队伍抵达永安公司门口，尹景伊第一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那高亢的山东口音，吸引着众多的行人驻足聆听。
上海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由工人、学生联合组成的多支反帝游行示威队伍，纷纷向上海租界进发。这天，他们在租界各条马路上，向各界群众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揭露帝国主义种种罪行。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恨之入骨，派出大批巡捕密切监视。中午，老闸捕房开始抓人，拘捕了10多名演讲学生，学生们一起涌到老闸捕房，同巡捕说理斗争，要求巡捕释放学生。 中午过后，各校演讲队云集，工人、店员、中小学教员等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
下午，进行演讲、宣传的工人、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高举着“工人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等横幅直接到南京路先施公司一带参加游行。下午2点，已有100多个演讲学生被关进捕房。尹景伊带领成千上万名群众齐集在老闸捕房前，营救被捕的难友。守卫前门的巡捕们如临大敌。英捕头子爱活生立即调集二十余名巡捕，摆出一个半月形的阵势，面对赤手空拳的爱国群众架起了机枪。
下午3点，老闸捕房门前已人群潮涌，挤得水泄不通。尹景伊和广大爱国群众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畏惧。3点45分，英国巡捕捕头爱活生召集华人巡捕、印度巡捕及英国巡捕在老闸捕房门口，突然下令：“准备！瞄准！开枪！” 英国人枭威尔率先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顷刻间子弹横飞，血流遍地，酿成“五卅”惨案。 有几个学生中弹倒下。尹景伊看见一个巡捕又持枪瞄准陈宝骢，便扑上去将陈推开，但为时已晚，子弹从陈的头部擦过，血流如注。尹景伊急忙给他包扎伤口。这时，丧心病狂的敌人又向尹景伊开了两枪，子弹从背部射入，他蓦然倒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尹景伊倒在血泊中仍艰难地撑起身子，颤声呼喊：“宣传，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敌人又向他连击数枪。他当即被送到仁济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晚七时许壮烈牺牲，年仅2０岁。这次帝国主义者共杀害工人、学生13人，另有数十人受重伤，受轻伤者不计其数。
南京路上流淌着中国人民的鲜血，英帝国主义的子弹点燃了上海人民心中愤怒的烈火！上海掀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运动席卷全国，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家乡父老们为了悼念烈士，在日照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据家中老人讲，各界人士送的附在绸缎上的悼念挽联，会后收拢起来竟装满几箱。由此可见，这一事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何等的广泛和深刻，对国人的觉醒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追悼会后，其兄长尹莘农决定把政府发给的抚恤费和张家廒头村“北大园”的旧居西天井，奉献出来成立“五卅景伊小学”，开创了在家乡办教育事业的先例，也是作为烈士的永久纪念。该小学1931年开学，1938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入而停办。改革开放后，2005年在张家廒头重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校舍，现名涛雒景伊小学，使更多的家乡学童受益。在这个小学内设有尹景伊烈士纪念室。
抗日战争前，曾在“同丰”号故居的一个房间里发现尹景伊牺牲前的生活遗物，保存在一个皮箱里，可惜在抗日期间遭到匪徒的抢劫而失落，他留在社会上的遗物已很难寻求了。
九、“同丰”号的商居两用功能
“同丰”号位于镇的南大街上，是以居家和商业两用的，有前后二个各自独立的院落，朝东临街的一面房舍可作商铺的门面，通过商铺的穿堂门，是一条甬道，连接着前后两个院落，可以作为居家用。还有一个放置杂物的库棚，共约20间房屋。
所谓的“同丰号”商铺，只是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点，或者说是农副产品转化成为商品后最低端的转运站，其上端客户是青岛的一个大经销商。这个商铺共有四个房间，有穿堂门的是两个大间，比较宽敞，是对外交易活动的地方。室内设置非常简单，比较显眼的是一个插有大小不同“秤”的架子。秤是那个时代唯一称量重量的器具，全靠人力操作，最大的秤长度将近2米，可以称量几百斤。需要称较大的重量时，先将装有粮食的袋子，挂在秤杆一端的秤钩上，由两个人抬起称上的“秤系”，粮食袋子就可腾空而起，再在秤杆另一端移动悬挂的秤砣，直至秤杆达到平衡，根据对应位置秤星的标记读出重量。农民送来的农产品都要通过这些秤收购，都要“过秤”。但也不只是坐等收购，多数送粮农户与商铺有协议关系，是固定的客户。老板和伙计们经常下乡活动，与农户沟通商业行情，做一些宣传工作。只有这样劳作，才能得到更多的送粮客户，才能财源茂盛。商铺内除了一个秤架子外，还摆放一个摆满茶具的方桌和几张椅子，有一张大床。这些都是为送粮农户休息准备的。有些农户肩挑、车推远道而来，很是疲惫，需要睡上一觉。供农户饮用的饮料，不是一般的茶，是根据中医指点特制的具有保健去火作用的玉米茶。制作时将较为稀缺的玉米在微火上炒焦，但不能炒糊，用开水泡开即可饮用。
在这个商铺内，具有实质性工作的地方，就是账房，但它仅是一间面积不大、只放有一张记账用桌子的房间。这个小房间用一个约有1.5米高的柜台与对外交易活动的房间隔开。柜台没有进出的门，进出账房，需要翻身越过柜台，这可能是账房先生为避免与农户直接接触而采用的办法，在柜台上进行支付金钱时，就可少出错误。穿过账房就是账房先生的住处，那是个独立的较为隐蔽的地方，是账房先生的私人天地。
作为居住的前院，虽只有三间居室，却像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坛内有牡丹、玫瑰和芍药等木本花卉，墙角背阴处有玉簪花。有一棵树龄近百年、约3米高、树径较粗的黄杨树；另有一株径根粗大的葡萄，枝叶茂密，藤蔓伸展，形成了一处遮蔽面积较大的棚子，占去了院落不少空间。这个小院清净雅致，房间内地面是木板铺成的，其他房间则是砖铺的。这里被称作“学屋”，是会客、读书写字的地方。
后院是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有地基较高的三间朝南向的堂屋。堂前有一平台，其左右两侧各置长条石凳，供坐息或晾晒衣物。在堂屋的两侧，各有三间偏房，东侧偏房与临街四间商铺连在一起；与堂屋西侧相连的是厨房。厨房被分隔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小院，房内有一个宽敞的火炕。连接灶房的是窄长的没有墙壁的库棚，它利用南北两边邻居房舍之间狭窄的空地搭建而成。其西端尽头处的房外，是一条镇上的小巷。那个时代的普通宅院，都没有专用的室内厕所，仅在室外利用房屋的端头设置一个可隐蔽的露天厕所，粪便则由特约的农民定时处理。
这两个院落只能从临街商铺的穿堂门进出，穿堂门白天洞开，并不设防。那个时代的小镇，大白天没有防盗意识，邻居们不需事先通报，就可随意串门造访。有一条甬道连接前后两个院落，从甬道西侧的便门可进入前院。甬道的尽头，特意建有一个被称为“隔堂”的小厅，穿行过去就可进入后院。这个“隔堂”小厅颇有创意，它是把居家后院与临街商铺和前院直观分离的关键建筑。
十、“同丰”号的主营业务
“同丰”号虽不像大都市商铺那样门前车水马龙、繁荣显贵，但忙时也是贩夫、独轮车夫排队成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只因“同丰”商号在不同的季节将西乡收购的农副产品如花生、大豆、花生油、干果生猪等物资源源不断经海路运往青岛、上海等城市，又把那里的纺织品、麻、食糖、纸、煤油等日用百货运回日照，经“同丰”商号再通过贩夫、独轮车夫辐射四乡，远至莒县（包括现在莒南县）、临沂等地的大商户。
每到秋后收购农产品时，前院就变成了收购点和临时仓库。农民们或用毛驴驮、或用独轮车推、或自己肩挑，络绎不绝地送来花生米、大豆、柿饼、豆油、花生油等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多数是散装的，只能散放在室内，有时收购的花生米堆至房顶。液体的油类装在肚大口小、被称为“油篓”的容器内（关于油篓的形状，见插图，这是一张摄于1935年的老照片），只能摆放在院子里。油篓这种容器现在已被淘汰，它的骨架用竹子编成，上面紧密地糊贴着经过特别处理的不渗透、密度高、强度大的纸张，那时专门用来装盛油类或其他液体、半液体物料。在那个时代，因为它是手工制作的，可大可小，密封好，不渗漏，得到广泛使用。现在虽被淘汰，但它那古朴典雅的外形，在一些老字号商店里，作为名特土产品如酱菜类的包装，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镇上有打包和运输的专业行会，他们忙时就来这里承接商品的包装作业和外运，人声鼎沸，一派繁忙景象。
“同丰”号不像一些老字号占有涛雒繁华有利的西街和北街。那两条街商铺林立，店员早早站在门前，守株待兔，截留进城运送出售农副产品。然而，那种经营方式虽有所获，却不如“同丰”号。很多进镇的车夫、驴夫、挑脚夫虽然汗流夹背，却不停歇，一直往南街，把货物送到偏偶一角的“同丰”号。店内伙计也马上出门检验接货，并送上薏米茶水解渴，端出温水擦洗。短途的及时结帐给予零钱到黄家面馆吃顿羊肉面，并再将所订购货物运回；远途的停歇吃饭或直接逛街到饭馆打牙祭（当年涛雒饭馆很多）。当天进的农副产品集中后，马上经过梳理登记，由当街陈家车户队装载直运小海码头装船。如果顺风，第二天就可到达青岛，由上端客户大经销商验收接货，返回也是满载而归。远途的脚夫在涛雒街吃好玩好，并受自己婆娘和亲朋好友委托在著名老字号商店选购所要商品，或选购能赚点小钱的货夹带回去，晚上回到“同丰”商号歇息一宿。第二天，“同丰”商号早已为其装载好运回的货物，并准备路上用餐，主要是煎饼或干饼咸鱼及饮水，脚夫趁天气凉爽赶早上路。传说涛雒比其地方早一更天亮，大家这么说，也无从考证。
到了收获的季节，“同丰”商号早已派伙计收购农副产品。其中有位伙计刘熙春是莒南刘家东山人，他就骑自行车到货源地区如潘家洼、大岭一带预购了农副产品，到收获季节监督集中发运涛雒。尹茂刚订有上海青岛等地的报纸，通过报纸资料和根据电报发来的信息，分析商情，来确定收购品种。有一年他认为来年黄豆要涨价，就鼓励农民种黄豆，并让自己佃户也投入黄豆种植，而都预付种子钱和订金，农民也放心种植，来年黄豆果然涨价，这样商家与种植户都获利。第二年他认为黄豆要落价，他鼓励种植花生，果然黄豆落价，花生涨价，这是尹茂刚善于对商情的分析和判断。承担任务的脚夫和船主都以诚信为本，不会出现偷盗掉包和违背商业规则，其实尹茂刚也有底线，给予百分之几的损耗。
当年没有保险行业，尹茂刚将货物分数条船装运，决不放一条船上，果然有一次发往上海是三条船，一条遇险，当收到二条船平安到达上海的电报，才安逸吃饭睡觉。因二条船的货物除了抵消损失，还有盈利，有一商号将货物全部放于该船，损失惨重。所以同行说尹茂刚会作生意，这是他从吸取伯父尹守琮的经验教训。因尹守琮有一次将货物全装运一条去大连的船上遭到海盗的抢劫损失惨重，尹守琮为此一病不起，也过早去世。
十一、弃商从医的尹莘农
也许“同丰”号创始人尹守琮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尹莘农不愿继承他的事业，而是走上弃商从医之路，并取得了非凡的业绩。
尹莘农解放前在青岛工作时，是知名医生、市立医院的院长，后到济南任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
尹莘农比尹茂刚小6岁。1911年尹莘农17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比他大四岁的葛氏（夹仓镇人）完婚，次年生一女，即后来的知名女学者尹左芬。尹莘农具有时代开明思想，是这个家族首位离开乡土、不愿承接父辈从商获得的丰厚产业的人。他早在1914年就读于德国教会创立的青岛礼贤书院，在那里学习德语和现代科学知识，由于成绩优异，得以保送进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学习，于1924年毕业，曾在上海宝龙医院行医，之后回青岛挂牌行医，尤其擅长小儿科，在当时颇负盛名。由此，被委任为青岛公立的普济医院（青岛市立医院的前身）院长。他成为医生之后，对家乡日照的医疗卫生状况非常关心：当时在日照县发生了危害小儿生命、被称为一种“黑热病”的流行病，甚为肆虐，群医无策，死亡率很高。尹莘农率先引进一种称为“斯锑宝霜”的锑制剂，进行治疗，从而遏制了疫情的发展。
尹莘农在青岛创业时，于1925年建立了一个专营西药的“青岛共和大药房”，这个带有“共和”名称的药房，似有不能明言的政治背景。在此以前，他在上海行医时，曾因他的才干和深厚的国学知识，获得同乡人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赏识和提挈，并吸收为国民党员。上世纪20年代初，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代，政府内阁中，国民党员受到排挤打压、甚至被驱逐，山东省也正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为此，才有了二次革命的酝酿。二次革命失败后，丁惟汾受孙中山的委派，作为在山东进行重新组织党工作的负责人，吸收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青岛共和大药房就是他们组建的工作据点。为了做好掩护工作，尹莘农把家乡的发妻葛氏和子女接来，就在青岛共和大药房的楼上立户安家。
1927年北伐战争成功，国家的政权已掌握在国民党手中，1929年尹莘农受聘于山东省政府，在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支持下，在济南筹建五年制的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后被任命为该校的校长。他在筹建学校工作中，结识了一位张姓的知识女子，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很为默契，产生了感情，最终娶了她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尹莘农很少回家乡去，除了在1925年参加尹景伊烈士的追悼会、1926年回去参加其叔父的葬礼和1932年回家参加筹建烈士尹景伊小学开学事宜外，再没有回过家乡。
十二、弃商从文的尹朴斋
“同丰”号后人、尹守玺的次子尹朴斋在家庭的安排下，一开始也去学做生意。但他受新潮流的影响，不喜欢做生意，后来其大哥尹茂刚就劝说父亲，鼓励尹朴斋从学。就这样，尹朴斋到济南考入日本人办的东文书院学新闻专业，后又被推荐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2年。回到青岛后，尹朴斋与别人合伙办了《青岛时报》，该报社前身是英国人办的《泰晤士报》。尹朴斋任《青岛时报》社长和青岛市新闻记者行业的首任理事（或称会长）后，管理有方，《青岛时报》成为上世纪30年代青岛市很有影响的民间报纸，也是积极宣传抗日的报纸，还有位编辑合伙人叫姜黎川回胶县老家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也有点名气。这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报社有位胶县籍姜姓记者和日照臧家荒村王书天编辑都被日本人杀害。尹朴斋在抗日战争期间带领全家逃亡到四川和西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青岛恢复《青岛时报》发行，他也成为青岛国民党时代的参议员和日照同乡会长。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他带领全家和部分同乡去了台湾。其实，早在1948年他就带了两个儿子去过台湾，算是考察或调研。
在他的经营管理下，依靠有名望的记者和编辑掌握报纸的内容规划，除了本市、国内外新闻外，常有独家新闻报导和很有分量的社论刊出。还有诸多名目的副刊，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赢得了全市广大读者的喜爱拥戴，其发行量曾多达8000多份，这在当时人口为50万的青岛市，其经营业绩是很不错的了。报社的声誉和业务蒸蒸日上，从8个版面发展到12个版面，发行量从2～3千份增至5～6千份，最高8千份。还争得了参加1935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报纸展览会，同年又创办了潍县版。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西安临潼被张学良扣押，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危机解决后，蒋介石写了一篇《西安半月记》，《青岛时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拿到了这件文稿，并秘密排版。待得知民国的中央社将要公开发表前，抢先整版刊出，随报发送，引起社会轰动，《青岛时报》的名声大振。
1938年因抗日战争爆发，《青岛时报》被迫停刊，有两位知名报人被日寇杀害，损失惨重，我三叔全家也流亡西安。
抗战胜利后，尹朴斋返回青岛，向当权部门提出复刊要求，并到各方奔走呼号，费尽心力，终于获得政府补偿的战争损失，接收了在市场二路日本人的一处印刷所和在堂邑路日本人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司，于1945年11月10日复刊。由于战争的摧残，元气大伤，再加胜利后青岛又有很多新开业的报社，报业界竞争剧烈。《青岛时报》是民办的，没有政治背景做后台，资金不足，缺少知名编辑与记者，与战前相比，影响力大为减弱。战后复刊，困难重重，惨淡经营，朝不保夕，尹朴斋虽绞尽心力，施出浑身解数，例如他参加了青岛市参政会的议员（那时称参政员）选举，其目的也是为了报社在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他当选为议员，但也无法挽回战前的辉煌。到了1948年11月，激荡的政局变化，迫使青岛8家报刊的社长取得共识，同时停刊，另成立了称为《青联报》的8家报社的联合报。这个报社寿命不长，仅出刊了半年时间，到了1949年5月31日，宣告停刊。相隔一日，到6月2日青岛就解放了。
1948年，山东省的几个大城市已为共产党控制着的农村包围得水泄不通。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虽有重兵把守，也处于时断时通的状态，省会济南已岌岌可危，青岛成为孤岛。报上曾刊登尹朴斋在青岛市参议会上，对市政官员用乡土俗话发出质询：“你能吃几碗干饭？”“你占着茅房不拉屎！”等等，是那样锐利，不讲情面。他虽有上进之心，总想挤进上层社会，只因性格磊落无忌，胸内缺少智略，难于合群，单凭个人拼搏，无政治后台和强人提携，很难成全夙愿。抗战胜利后虽然机会来临，但政局多变，仅是朝夕之间的事，他已意识到《青岛时报》将是短命的。反思8年流亡生涯的经验教训，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再做民间报人也不会有理想的前景了，必需及早寻求另外的退路。1948年秋他带上两个儿子去了台湾，就是为考察那里的商情，打算走做生意的道路。但是，他虽有文化人的素质，却没有商人的头脑和灵窍，更不会观察商品的流行风向，也不懂商业中的潜规则。回青岛时竟采购回一批不用充气的实心轮带，意想可以畅销获利。但是，却没有得到青岛用户的认可，成了滞销商品积压下来。倒是他把两个儿子留居在台湾，次年他就携全家移居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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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同丰”号助手尹德琳
谈到“同丰”号，必须提及涛雒另一个尹氏家族，那就是著名台商尹衍梁的家族。因为这个家族与“同丰”号渊源很深，延续了“同丰”号的商业道德，业务越做越大。尹衍梁的祖父尹德琳就是从“同丰”号出来的成功商人。
当今的日照尹氏家族中，尹衍梁无疑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他旗下的子公司大润发，分店遍及全球；他设立了2014年开始颁发的唐奖，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
尹衍梁的祖父尹德琳，与“同丰”商号有很深的渊源，就如“同丰”号与“广记”“裕源”商号一样。尹德琳在“同丰”号工作时，是尹守琮门下诸多学徒中的佼佼者，成为尹守琮的得力助手。他深受尹守琮的言传身教，学得一些商业知识，也懂得商业中的潜规则。
尹德琳生于清贫之家，体验过贫穷的滋味，少年时代就曾孑身一人在异乡经历过贫困的磨炼。其祖父尹茂彦是日照尹氏第十八世后人，据族谱记载，他的家庭状况是：“务耕农，余力以学书，中人之产，粗足温饱”，但祖父早逝，且留有遗腹子，这个家庭即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幸而得到他大祖父的帮助，才使得遗腹子长大成人，名为尹永庆，后娶王氏，生下尹德琳接续了血脉。这个家庭，门丁零落，三世一脉相传，家道从此中落。为了生存，尹永庆远走关东，数年不归，渺无音讯。其时王氏母又病故，尹德琳生性至孝，待将母亲丧葬事项处理完毕后，自带行囊，独身前往关东寻父，小小年纪历经艰难，遍处询查，未获结果。后来身带盘缠耗尽，无法归家，只好受雇于山林中的采药人家，得以生存。在采药中，幸运之神眷顾了他，多次采得了老龄人参，由此资财充足，始得归家。未婚妻庄氏待嫁于闺中，只等他回来完婚。适在此时，老父归来，身体无恙，新妇进门，贤慧礼让，后生二子，家门兴旺，重起家业，曙光在望。他们在关东闯荡，虽受过艰苦磨难，但获得了生存经验。为摆脱贫困，选择了走从商的路。新妇聪敏，慧眼识人，她认为此父子俩人精于经纪，适于从商，因而全力支持，促其早成。
他们找到尹守琮，请求帮助。儿子尹德琳先进入“阜丰厚”商铺跟随尹守琮做学徒；父亲尹永庆则用无本金方式，从“阜丰厚”等各商铺赊帐取出布匹等货物，成为走村串巷的游商，那个时代称为货郎。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村，没有商品流通的商店，更因为交通不便，货郎能够把农村紧缺的商品带进农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对那些不能出远门的妇女来说，真像现代的网购快递一样，不用费力就可以送货上门，得到所需要的针、线、粉、脂，以及各色花布。在安静的农村中，货郎成为最受妇女欢迎的人。一旦听到村中响起“货郎鼓”（货郎鼓是游动商贩的专用器具，形状同拨浪鼓但比较大，是有手柄的扁圆形鼓，两边各有一可活动的鼓捶，当招揽生意时，摇动手柄，鼓槌即可敲打鼓面，发出声音来）的声音和夹杂着“卖布啰——”如男高音一般优美动听的吆喝时，村中老幼妇女就会蜂拥而出，围绕着货郎的货担讨价还价，挑选她们喜爱的商品。
1926年尹茂刚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与两位弟弟分家，就独立经营“同丰”商号。不久“阜丰厚”商号关闭了，尹德琳就来到“同丰”号，与尹茂刚一起经营土产生意。
抗日战争之前，在家乡涛雒时，尹德琳就离开“同丰”商铺，独立在镇上开创了“和兴”号商铺。按照他的意图，两个儿子读了几年私塾后，就做了他的助手，走上了从商之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沦陷，在涛雒镇已不能做生意了，1940年他们都流亡到青岛，最初他和尹茂刚合伙，在已与青岛恢复航运的日照县石臼所做生意。但不久尹茂刚被驻扎在石臼所的汉奸盯上，遭到绑架勒索，花重金才释放回家，此后尹茂刚就无意在乱世中再做生意了。尹德琳和尹茂刚的情况不同，那时他是寒门小户人家，在乱世中并未被汉奸关注，所以没有放弃从商之路，后来他在青岛独立成立“鲁润”商号，让小儿子尹相泽协助他做生意；让大儿子尹相润在一个同乡贺姓老板开设的“聚福成”商号内当伙计，该老板看中了他的才干，后来派他去上海作为驻沪代表。
1943年以后，尹德琳和尹相润父子走出了单纯做商品买卖的圈子，在上海独资开办了一家称为“歌珊棉织厂”的小型织布厂，迈进了纺织制造业的圈子。当时他的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从商的路上，算是晋级了。
上面提到，尹茂刚的次子尹朴斋曾于1948年去台湾。他一方面为生意探路，另一方面为尹德琳、尹相泽父子设在青岛市场三路的“润鲁”商号打了撤退台湾的前站，也算是考察或调研。后来尹朴斋在台湾病困潦倒时，他两个儿子尹永万和尹永年就在尹相泽商业门下担任部门要职。
十四、尹茂刚和尹德琳
当年，尹茂刚到“阜丰厚”不久，尹德琳也来到“阜丰厚”学徒。尹德琳比尹茂刚小两辈，年龄也小些，但他们关系极密切，同吃同住在这个商号，无话不聊。这个商号有位掌柜是夹仓人，他儿子尹晓泉1937年前担任过日照县立和夹仓小学校长。这位掌柜很有学问，晚上都让尹茂刚与尹德琳跟他学汉学和史书。尹茂刚其实已受5年的私塾教育，也只限于五经四书，当听到这位掌柜的讲解，才感到中国文化史书浩瀚博大深奥。所以尹茂刚没有烟酒等嗜好，喜欢读书和文物收藏，也着重培养后代上学，在这一点他与尹德琳有不同的观点。尹德琳先要他儿子学商，譬如他的二儿子尹相泽比尹茂刚的大儿子尹永诜也只大1-2岁，不知读几年私塾就让他学商了，后来成为商界明星。
尹茂刚举家迁到青岛的第二年，即1941年春节过后，尹德琳与尹茂刚在石臼所又成立一商号，合伙做起土产生意。不幸的是，1943年驻日照县城伪军队长薄祝云盯上了尹茂刚，派伪军到石臼所绑架了他，勒索钱财。后经石臼所商界人物厉孝思、尹德琳等人用金钱从县城赎回。自战争爆发，尹茂刚就成了土匪、伪军汉奸敲诈勒索的对象，在老家无法生存，才逃亡到青岛。尹茂刚带一位叫裴书堂的帐先生回到青岛，驻进金乡路“宝复蚨”商号坐庄，通常是尹德琳在石臼所发货，尹茂刚在青岛收货。
十五、尹德琳、尹相润父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同丰”号在解放前就消失了，但它的经营理念却一直沿存下去，并且被另一个尹氏家族的后人发扬光大。这个家族就是涛雒镇尹家廒头村的尹德琳家族。尹德琳青年时代在“同丰”号工作过，深受“同丰”号经营理念的影响。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三十几年后，尹德琳、尹相润在工业制造领域逐渐发达起来。1949年，他们把工厂转移到台湾，在那里利用银行贷款，发展成了多元化经营的“润泰工业集团公司”，生意很红火，经营的地区已跨越到海外许多国家。后来，尹德琳退休在家养老，让他的儿子尹相润接班。尹相润不久就成为台湾身价不菲的著名企业家。
尹德琳到了晚年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皈依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不忘家乡后辈的穷困子弟，出资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专用于资助在修习国学方面有造诣的家乡子弟。到了他的儿子手上，更把这项奖学金扩大，建立了“尹珣若教育基金会”，惠及的教育面和家乡的人更为广泛。
大陆改革开放后，尹相润来大陆投资，并为家乡日照县立中学捐赠了一座教学大楼，命名为“书田楼”。那时他住进青岛市顶级的海天大酒店内，适逢尹茂刚的大儿子尹永诜从石家庄来青岛出差，遂邀同家住青岛的三弟尹可钦，一起去酒店看望尹相润。
尹相润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除了政治环境外，还要看他本人的条件。他原本具有商业头脑，从学徒起步，富有从商经验，善于经营谋划，能够把握投资机遇，这样的人成功的概率自然很大。他自谦地和“同丰”号最后一任掌管者尹茂刚的大儿子尹永诜说：当初他走出上海，去了台湾时，只是因为看准了牛仔布的市场，靠贷款进入了纺织制造业，一举成功，有了原始积累资金。从此之后，他不断观察市场动向，创新思维，改进经营方略，企业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他从清贫之家走出来，本来没有多少资金，现在成为一个家族式企业集团的带头人。
就这样，从“阜丰厚”到“同丰”，再到“和兴”、“鲁润”……尹德琳、尹相润父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事业越做越大。
十六、尹相泽不避战乱大胆经营
尹德琳的次子、也就是尹衍梁的叔叔尹相泽年轻精干，与栈子一带商人合伙做生意，门路广，经营种类多，敢于与八路军商人做生意。1943年也来到青岛，通过尹茂刚在平阴路找了一个门面铺成立一家商号。
尹相泽落户青岛，是在尹茂刚的帮助下实现的。尹茂刚为他找到一位邻居，那是位满族出身姓司的伪巡官，大家都叫他“司巡官”，在日伪时期他管辖小港一带街区，这位司巡官在日伪时期算是正派，没有罪孽，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把他当汉奸处置，算是善终。尹相泽就通过尹茂刚找到司巡官帮忙，在青岛平安落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尹相泽通过他父亲尹德琳找到尹朴斋，用《青岛时报》社的名义在青岛市场找到一处库房开办“润鲁”商号，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夕，“润鲁”商号与在上海尹相润的纺织厂纱锭全都撤到台湾，后他们家族在台湾创办润华纺织厂和立华纺染厂，以及在桃园创办达生机械厂。
“润鲁”商号仍有人留守青岛，是由他的族人尹相朴负责。“润鲁”号的会计尹德楷是涛雒王家村人，与尹永诜是小学和中学同学。当年，尹德楷学习很优秀但家中贫困，由尹茂刚资助才读初中，没去台湾。
不久“润鲁”商号在青岛停业。但尹相泽很善于在战争中做生意，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他不畏风险并能化解风险，在台湾与舟山定海两地以及包括香港地区，生意做得极为活跃。他一直做到1950年5月舟山定海解放。其实他这一家族从1937年抗日战争到1950年解放战争，13年的战争期间没有因战争而停业，是涛雒成功商人代表。他与他哥哥尹相润联合后立足台湾，成为台湾山东帮商界的领军人物，又经过台湾和平建设经济发展时期，这一家族在商企界，名列台湾2-3位。
上个世纪80年代，尹相润很快借着大陆开放两岸通商政策，来大陆捞了第一桶金，也为其后代来大陆投资铺平道路。现在他的儿子尹衍梁已在日照市开办商品销售平台大润发超市。
说起来，从尹德琳与他的父亲尹永庆，延续到台湾尹衍梁，可以说是四代从商百年的家族了。涛雒有史以来还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家族，如“广记”、“裕源”都不上百年，他们的后人也终止行商。如果尹衍梁能回到他先祖从商起步的涛雒镇，这里有一片广阔待开发的土地与海洋，期待他找到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项目，也不辜负他祖辈的期望了！
十七、尹衍梁和“唐奖”
尹德琳家族的后人走的都是从商之路。尹相润因为富有了，他不会让儿子尹衍梁像他那样幼年从商，而是送到高等学府，甚至国外的名牌大学去从学，学习最超前的商业知识。尹衍梁学成后，继承了父辈的事业，成为润泰集团总裁，是海峡两岸公认的成功企业家。2011年，他收购了台湾的南山人寿保险公司。其拓展的事业已经跨越了其父尹相润起家的纺织业，囊括了建设营造、零售量贩、医疗养老、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商业流通、国际贸易、金融保险等领域。在教育事业方面，他设立了光华教育基金，投巨资在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建成光华管理学院，超越了他前两代先祖所设立的从奖学金到教育基金会的规模，惠及了两岸的高等学校。
近年他又投资设立“唐奖”，启动基金是30亿新台币。关于“唐奖”的设置，互联网上有如下报道：
“唐奖”的设置有四大领域，不论种族，不论国籍，旨在授予鼓励更多有益于世界和人类的科学与人文方面的研究，每两年颁发一次，每个单项奖的获奖者，将会获得136万美元的奖金，以及额外34.1万美元科研经费。总共170.1万美元的数目已远超2012年的诺贝尔奖金额（120万美元）。“唐奖”的奖金比诺贝尔奖高，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类奖金，但是高额奖金不是要与其他奖项竞赛，而是希望延续诺贝尔奖的精神。尹衍梁表示：“‘唐奖’奖金比‘诺奖’高，不是在互别苗头，而仅仅是因为过了100多年，通货膨胀厉害，奖金也就设置高点”。相对于诺贝尔奖侧重于发现，“唐奖”则注重于应用。
奖项的四大领域即：
1、“永续发展”是指工程与建设、能源、环境与生态等相关科学技术之创新与应用。
2、“生技医药”科学是指具有原创性的生物医学及药物研发的科学研究，对于重要疾病之预防、诊断及治疗有明确的影响。
3、“汉学”指广义上的汉学，包括研究中国及其相关之学术，如历史、文化、哲学、考古等（不包括文学创作）。（注：这项奖的设立有可能是延续其父尹相润所设立的“尹珣若教育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对国学有成就的学子而确立的）
4、“法治”指在法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2014年“唐奖”首届颁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联合国基金会董事会副会长格兰·哈莱姆·布伦特兰（挪威人）；“生技医药”奖得主：有功于癌症免疫治疗的詹姆斯·艾利森（美国人）和本庶佑（日本人）；汉学奖得主：余英时（美籍华人）；法治奖得主：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奥比·萨克斯（南非人）。
2016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亚瑟�6�4罗森费尔德（Arthur H. Rosenfeld）（美国人）；“生技医药”奖得主：伊曼纽�6�4夏彭提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法国人）、珍妮佛�6�4道纳（Jennifer A. Doudna）（美国人）、张锋（美国人）；汉学奖得主：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美国人）；法治奖得主：路易丝�6�4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加拿大人）。
从日照尹氏族谱的辈份上看，这几代人从商的传承演化，更可以证明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族谱中有一预设的辈份次序是“世德相衍”：
“世”字表示一辈子、一代，指世世代代；“德”字表示道德、品行，泛指道德修养；“相”字表示共同相互之意；“衍”字表示延伸、扩展，也表示生生不息。
从“同丰”号创始者及其后人事业成功的轨迹与族谱上所预设文字次序的内涵相对照，何其吻合！是偶然性的巧合？还是以他们的人品诚信、道德修养，以及他们受益于家族传承来的祖训而得以成功？答案不言而喻。
出乎我的意料，昨晚发的已经很晚了，但今早见点击人次已经过千了，看来年轻人喜闻乐见文化人对家乡的怀旧，从中也了解到涛雒在清代后叶以及民国时期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和六七十年代的经历。用文字记忆那段真实的历史，作为精神文化食粮传承给我们及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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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多尹家文章和张传玺教授的文章，篇幅超长，占用论坛资源，不宜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发表了。
楼下的说说看。
张传玺（1927－ ） 著名历史学家，山东日照东港区涛雒镇涛雒四村人。1927年2月生。1951年2月~1957年1月，任青岛八中等校教员、教导主任。1957年2月~1961年1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副博士研究生，从师翦伯赞，研究秦汉史。历任北大历史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
涛雒明镇，能人辈出！
张教授从小在栈子姥姥家长大，在家栈子距涛雒那么近，所以，他对栈子特别了解。祖碑墓志铭本来就属于家谱，但他家的祖墓志铭就是一部家谱，娶氏、适（嫁）氏、繁育儿女行次等等，全部较为详实的铭刻在上边，灿若列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