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云的悲剧已渐被遗忘，但党如何选拔、培育、管理自己的干部，如何让他们克服缺陷，更好地发挥自身特长，是今日仍需思考的话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红军将领，他曾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曾被众多将领称道不已，后来却被作为反面典型——他就是曾任红四方面军30军、31军军长的余天云。
余天云后来从历史上淡出，原因不难理解——那也是他在长征途中忽然赴死的原因。当长征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一个铁索桥上，一道身影瞬间闪过，余天云在队伍中突然纵身跳下铁索桥，消失在浪涛翻涌的丹巴马河中（一说大渡河上游的大金川）——一个浪花，他永远消失了。
一位红军高级将领，竟用自戕的方式离去，这是为什么？自他蹈水之后，这一疑问就一直盘旋在许多红军将士心头，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据说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彭德怀以为余是被“军事教条主义”害死的。而余天云的老乡和战友、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中将则认为余是被张国焘错误路线害死的，张国焘当年则认为余天云是被自身的毛病逼上绝路的……
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位红军将领的传奇一生吧。
【27岁的军长，脱颖而出的将才】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以及郑位三等许多共和国功臣，都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有8名上将、10名中将、43名少将。毫无疑问，假若余天云不死，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将军名单中。
余天云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长。此后，他率部参加了苏家埠战役、潢川战役等。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的过程中，曾在枣阳、新集、漫川关一带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余天云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进入川陕后，在对付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率部重创敌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率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1500余人。彼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但后来，许世友无论在脾气方面还是酒量方面，都输于余天云。余天云其人，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红军的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恶战，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由于张国焘的“肃反”，大批红军骨干被错杀，致使反“围剿”不利。继霍邱县城失陷之后，国民党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欲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就在柳林河，敌军前堵后追，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遭遇了，于是爆发一场恶战。显然，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而当时战斗之激烈，多年后仍让参与者心生寒意。陈赓曾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曾有人言，那是余天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巅峰时刻。当然，论及原因，除了其战功，也有可悲的“天时”——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已使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红军中更加著名的将领悉数被除或弃用，余天云才得以脱颖而出。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无形中得到擢升；加之张国焘等向来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不予信任，而贫苦农民出身的余天云自然成为高级将领的最佳人选。他文化程度较低、头脑简单，但对党（在张国焘看来也是对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为张国焘器重和赏识的高级将领。余天云身为军长，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如在对付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他率领30军在31军93师的协助下，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在此后的总结大会上，30军荣获三面锦旗——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
那是一位年轻的军长，红四方面军30军的军长，年仅27岁。如果他不出事呢？看看当年的战友吧：30军政委，就是后来的国家主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则有上将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甚至当年他的部属中也有上将王建安（原88师政委），中将杜义德（原89师政委）、程世才（原90师政委）等。
【致命的先天缺陷与个性缺陷】
农业社会的农村，在中国是阔大的；而汪洋大海般存在着的，则是各色小生产者。小生产背景下的农民，是有着先天缺陷的。余天云的悲剧，主要源自自身的缺陷。
没有人会质疑余天云作为红军一员猛将的存在，当年他的英勇和指挥才干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可是仔细辨别人们对他的评论，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张国焘、陈昌浩等把他作为“游击天才”来称道，张在《我的回忆》中说，他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余的战友胡奇才（中将）、刘昌毅（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分别回忆，也都高度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刘昌毅将军更称其为救命恩人——1933年6月，余天云正带领部队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当时“肃反”也正在炽烈之时，有人供认2营6连指导员刘昌毅是“改组派”，于是政治保卫局派人把刘从战场上押回后方，且被下了枪，五花大绑，推进禁闭室。就在审讯中，刘昌毅因“不老实”要被灌辣椒水，这时从前线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出面力保，才使刘幸免于难。原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等，则在他们后来书写或口述的回忆录中，对余天云不置一词，保持着一种近乎“集体沉默”的态度。细思这也是一种表示，即对流行的评价的一种否定，也对余天云过去战功的默认和肯定吧。然而就是这位“游击天才”，却又有着致命的“另一面”——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所谓先天的缺陷抑或自身存在的缺陷，不外是后来人们批评张国焘等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等。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又如，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再如，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次与之发生意见分歧，余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张成台因此要求调出30军。又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连开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发了火，说：“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然而究竟是余厉害，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余天云身上的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他走上绝路，发生了悲剧的一幕。
万分惋惜！这应该是他自身素质问题！有军事才能还是不够的！
杀人要能见得了血，还要学会给它找个好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