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戈：1937：朱家骅力阻“焦土”杭州
时间:2010-01-20 17:10 作者:方一戈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47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即今之杭州。在旧时代，杭州城战祸不绝，可谓多灾多难。尤其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这座美名天下的江南丽都，更险罹焚为一片焦土的厄运。
是时，国门不守，寇焰猖炽，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的危急中。“八·一三”淞沪之役失利后，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丝娘桥和金山卫大肆登陆，攻占上海，随即将魔爪伸向整个杭嘉湖平原。从当年11月5日起的短短半个月里，嘉善、平湖、嘉兴、桐乡、吴兴等县市相继沦入敌手，日机又频繁空袭杭州及周边地区，三天两头狂轰滥炸。日益紧迫的形势，把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摆到了主政浙江未久的朱家骅面前：眼看杭城将蒙敌辱，要不要实施南京国府三令五申的“焦土政策”?
朱家骅(1893-1963)，表字骝先、湘，是1935年年末奉调回到家乡，接手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的。他祖籍吴兴姚家坝，幼丧怙恃，赖其胞兄抚养成人。青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同济医校，曾参加当地的辛亥起义“敢死团”，后得张静江、蔡元培资助，两度赴德国留学，获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衔。1924年归国，执教北大。此时的朱家骅，性格耿直，思想左倾，不单积极支持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的反帝**********，还加盟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有别于右派)，态度活跃，由之遭致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不得不秘密离京，潜回故里隐避。1926年，朱家骅傍上了被蒋介石尊为“良师益友”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因了戴的赏识与悉力荐引，开始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特别是在为南京奔走游说、延聘德*****事顾问，以及履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躬行新政”时，朱的出色表现更是使得蒋介石对他这个同乡兼“名流学者”出身的后起之秀瞩以青眼而宠信有加。“西安事变”前夕，基于稳固老家浙江政局的深层考虑，蒋介石亲自电劝朱家骅到浙坐镇。
42岁的朱家骅踌躇满志，甫莅任，便大刀阔斧整顿政务：裁减冗吏，查惩贪污，清理财税，强化治安。可当他花了最初的年把工夫，勉强将“衙门架子”搭好，还没来得及“大有可为”时，芦沟桥炮响，淞沪战浴血，践踏申城的日寇铁蹄迅速逼近浙境，吴山越水顿成烽火前线。朱家骅不得不几乎每天都要由杭州驱车富阳，躲避空袭。他在省政府的日常公干，早已不是什么“筹措建设”、“拓展实业”，而是忙于应付一连串猝涌而至的战时突发事件。11月12日上海陷落以后，他被十万火急地告知：杭州守军正欲“掘堤御敌”!
其时，驻防杭州这一浙、沪、苏、皖战略要冲的，是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第63师(总部设于虎跑)。该师接到密令：即刻出动开挖钱塘江堤，以江水拦截淞沪日军南下。此举非同小可!钱塘江堤所屏护的，乃是中国物产最丰庶的“长三角”地域，一旦堤溃江灌，滔滔泛滥，不唯浙省的杭、嘉、湖(湖州时称吴兴)，江苏的苏(州)、太(仓)、常(熟)，甚至连同无锡、镇江一带，均将瞬间变成泽国，千邑陆沉，万丁鱼鳖，其惨其烈岂堪想象?朱家骅闻讯，不禁大惊失色。他明白自己绝对无法避弃责任而坐视祸滋，否则，今生后世难逃骂名。他当机立断，一边严厉要求守军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边疾电蒋介石，请其直接敕令制止。如斯双管齐下，方使一场一触即发的灭顶之灾，消弭于肇端。
然而，一“惊”才定，一“惊”又至。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指派南京工兵教官运来两吨*，限令浙省次日炸毁钱塘江大桥，以免战事蔓延，桥为敌据。此座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是刚刚于两个月前抢修竣工的。为了它，人们寒暑三载，沐雨栉风，后期的施工，更是在日军空袭的声声警报中拼命进行的。朱家骅作为浙省首长，当初桥通之日，社会各界的欢欣雀跃他怎能不知，如今却要把这一代表着中国近代桥梁建筑最高水准的杰作顷刻摧毁，朱氏自然倍感震惊和痛惜。何况眼下杭城正在紧张动员人群、物资疏散，苏南、浙北又有大批难民昼夜不息蜂拥南渡，倘若此时炸桥断路，阔水横绝，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朱家骅又一次面临非常选择。他清楚自己同样无法回避责任。
“这桥建造的时候，早已准备了安置*的地方，可以随时炸毁。”朱对南京来人说，“现在(它)正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不能马上破坏。一切的责任由我省主席担当。”工兵教官提醒他，炸桥很不简单，不是说炸就炸，如不尽早动手，等到最后再办就来不及了。朱依然坚持：“技术问题，我管不了，总之，桥不能马上就炸。”结果，钱塘江大桥一直推延到12月23日下午，“江天暮霭，对岸隐约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时分，方始“开动爆炸器”。在此前多争取到的近40天时间里，就凭借那座桥，浙江撤运出大量的军民物资，仅12月22日一天即运走机车车头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成千上万的百姓、伤兵通过大桥撤往后方，脱离了日本鬼子的魔掌。有人事后追忆，这是“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据说杭州因此，陷落时已“差不多等于是一座空城”。
11月24、25日，周边情势愈危。朱家骅接到杭城士绅金润泉等的报告，说市内有人“悄悄划好了区域，贴上了符号，准备了火油、木材之类放火材料，预备把杭州烧掉”!朱氏惊起，骇得浑身冷汗。他不相信有谁竟敢无法无天到乘此国难世乱，将偌大一座中外闻名的千年古城纵火焚毁。但赶去街头亲自询查，信息确凿：那帮人是从上海来的别动队成员(属戴笠系统)，受命抵杭执行“焦土政策”——应该说，朱家骅至此，是遇到了抗战时期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的一个最严重、也最为棘手的紧要选择：如果这回他再选择抵制或拖阻，无疑意味着他是明摆了在同自己的“最高领袖”顶着干。因为所谓的“焦土政策”，其发明者与申令最力者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的那个“*****首脑”蒋介石。
事实上，在国民党营垒中，最先提出以“焦土”抗战的，是桂系的李宗仁及白崇禧。早在1936年4月，李宗仁就在广州发表谈话，慨言“整个民族之救亡，必须怀抱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唯如此，中国始有生存之可能”。“七·七”事变后，李、白二人又分别在《东方杂志》等连续刊文，系统宣传“焦土抗战”理论，呼吁“全国总动员，倾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同暴敌血战到底”。可见，李、白主张的“焦土抗战”，实质是要振奋一种同仇敌忾、不畏牺牲、百折不挠、压倒敌人的民族气概和坚定决心。
而蒋介石鼓噪的“焦土政策”，则与之大相径庭。蒋氏是把“焦土”纯粹当做一个制造废墟、阻挡敌人的消极退却的手段，日寇未至，便先自惊惶，放火烧城，毁灭一切。这样的招术，既不可能有丝毫打击、挫败敌人的作用，亦不利于保存自己的力量，只会使百姓、同胞的生命财产在战祸中雪上加霜。作为政府，作为当国者，不能视民众的生命财产如草芥，强迫他们任己驱策，把他们推向更深的苦海。无论谁这么做，皆是对百姓、对国家的严重犯罪，千秋之下，无可宥赎!
朱家骅对于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可此前，他与蒋并未发生过正面冲突。现在面对着上海别动队的火油、木材，他是难以回避，也回避不了了!朱家骅没有昧心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严令戴笠手下那帮别动分子立即住手!且有如下一番语重心长的训诫：“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样，受损害的还是自己的人民。”
两天以后，朱氏接到国民政府让他调职武汉的电令(旋即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这是蒋介石觉得战时的浙省需要一名有军事经验的首长而做出的“省政府改组”安排。12月9日，朱交卸了省主席职事，离开杭州。临行前，其似有预感，特地将杭州市长周象贤、省警察局长赵龙文、保安处长宣铁吾等召至住处，郑重地叮咛道：“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诸人一一应诺。翌年入夏，赵龙文往汉口探视朱氏，言及上年之事。赵龙文说新任浙省主席黄绍竑在撤离省会时(按：12月23日黎明前)下了命令，要在敌军到达之前把杭州全市烧毁。赵龙文等没有忘记前主席的“临别赠言”，加上自己也不忍下手，便“集体抗命”使黄绍竑的“最后布置”完全落空。
杭州，这座中华大地上标领千年风流的不朽名城，终于幸免了被愚蠢的“焦土政策”一朝焚为瓦砾场的可怕厄运!
据胡颂平所著《朱家骅先生年谱》载，当初，朱氏由杭州启程，取道乐清而永嘉而丽水，真正离浙赴鄂，时在1938年元月。其途经南昌、长沙之际，曾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大谈焦土抗战之不当”，又和主政湖南的张治中“谈焦土抗战政策的不对”，抵达汉口，还公开发表过“坚决反对焦土抗战政策的谈话”……这些诤言訾议，应当是朱家骅在力阻“焦土”杭州之后，就着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最高当局战时决策的弊失所表示的一种强烈的批评发泄吧(可惜不久，1938年11月，当日军攻占岳阳、威胁长沙时，在蒋介石督令下，仍然发生了自毁全城的“长沙大火”惨剧，三分之二城区化为废墟，无数民众葬身火海。情状之凄厉，举国震惊)。
朱家骅在浙江主政的时间不足两年。他在浙省主席任上，能够明于义理，顾及大局，不避责任，甚至不惜逆拂“最高”，先阻守军决堤，继阻提前炸桥，再阻“焦土”杭州。这三件事，影响广远。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失败，退逃台湾，朱家骅亦跟随去岛，充任“总统府资政”(专职中央研究院院长)，末了，以古稀之龄病逝台北。
来源:《文史春秋》 2004年第02期
中国一个半人才，他是一个，诚救国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