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恒”、“大德通”票号兴隆
乔家开办票号比平遥“日昇昌”票号的创立迟了50年左右，但“大德恒”、“大德通”两家票号依靠乔家已有的商业网络，迅速在全国各地20多个城市和商埠建起了自己的分号，很快发展成海内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依靠严格的管理与经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两大票号的创立，使得乔家商业进入了最兴旺的时代，号称”财通天下，声威南北”。
“大德恒”、“大德通”的财东主管先是乔景仪，约从光绪二十四年后，两家票号由乔映霞接掌。民国十年后由乔映奎接管。
乔家景字辈、映字辈两代财东和“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的掌柜，善于攀挂显贵、结交政客。清廷重臣如直隶提督马玉昆，四川历任总督赵尔丰、岑春煊，山西历任巡抚丁宝铨、恩寿等，都和乔家是至交。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两宫往西安，路经祁县时，受到“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的隆重接待，慈禧行辕驻“大德通”总号,“大德恒”太原分号捐银30万两，供两宫西行之用。两宫回京后，御赐九龙吊灯和牛望月镜等珍宝；山西巡抚丁振铎受慈禧太后面谕赏赠蓝底金字“福种瑯娘”匾额，高悬于“在中堂“堡门顶楼正中。
民国二年，晋商各大票号纷纷倒闭之时，“大德通”总经理高钰和“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同财东乔映霞、乔佑谦、秦忠等共同拟订了号规10条，对票号进行整顿，以企伙友“益加奋勉慎矢勤，彼此相关，互相赞助，巩固向来之营业，开辟款有之利源，庶为我两号大局增光”，在金融狂澜中力保坚挺。
“大德恒”票号
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6万两白银，后增至26万两。原系乔家三堂（德星堂、保和堂、在中堂）合股，其中“在中堂”股份最多，后因德星、保和两堂的利润均为其在东北的钱庄弥补严重亏损，股份亦顶了欠“在中堂”的债务，“大德恒”遂成为“在中堂”独资经营。
乔映霞主管时期，总号大掌柜阎维藩，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今丹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周口、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归化、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共设分号25处，每3年一账期，每股最高分红曾达1万两白银，一般也在7000两以上，乔映奎主管时期，由三掌柜渠元甫掌握实权。开股最高年份为现洋5000元，一般为2000多元晚期大掌柜为赵子威，分红最多为纸币1000多元。
“大德恒”票号的历史上，有两位重要的大掌柜：
一是阎维藩，字竹斋，祁县下古村人。他原是“蔚”字号福州分庄经理，因给恩寿支垫白银10万两帮其升迁而与总号不和，辞职还乡，乔致庸得知后，赞叹阎有胆识，立即派乔景仪从途中将阎接回乔家，聘为“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阎维藩为报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运筹帷握，策略得当，调度有方，再加上与历任江苏、山西、陕西巡抚的恩寿关系深厚，使“大德恒”票号在金融界后来居上，业绩显赫。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中，他采取灵活的策略，大得其利。清末，曾任祁县商会首任会长。民国初年，他应阎锡山之聘，出任山西省银号经理，后历任山西省银行首任总经理，山西省商会副会长。
二是贾继英，字俊臣，榆次六堡村人。16岁到“大德恒”票号当学徒。25岁任“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经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由京出逃途经太原时，他“难中救驾”，果断地借给朝廷30万两白银。两宫在西安1年期，财富皆由“大德恒”主管，此举使“大德恒”票号和乔家名声大振，也为“大德恒”揽下了大笔生意，光绪三十年，慈禧特诏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三十四年，贾继英正式出任“大清银行”首任行长。民国初年，出任阎锡山设立的“晋盛银行”行长。“七七”事变后，随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要职。
“大德通”票号在汇兑的“大德兴”茶庄，最初资本6万两白银，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由于经营有方，信誉卓著，发展很快。光绪年间，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张家口、石家庄、包头、归化、济南、周村、周口、正阳关（安徽寿县西北）、四安、三原、汉口、沙市、上海、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都设有分号。光绪十年改组时资本12万两。十五年每股分红850两；十八年每股分红3040两。
光绪二十年，聘任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存款源源涌进，盈利日渐增多，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票号之一。光绪二十二年资本增至22万两；二十四年每股分红4024两。三十四年，“大德通”的43.95个股份中：银股20个，其中“在中堂”12个，“保和堂”1.5个、“保元堂”1.5个，秦宅“既翁堂”和“九德堂”共5个：人力股23.95个，账期盈利743545两白银，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
民国十四年，规模缩小，职工减少，银股和人力股共32.8个，获利300412两，每股分红8O00两；十八年，每股分红2000两。至歇业时，资本总额为35万两。
高钰，字子庚，祁县子洪镇人。16岁进“大德通”票号学徒，35岁时才有3厘顶身股。当时正值多事之秋，见识过人的高钰表现出善于应变的才华。乔致庸发现后，于光绪二十年，破格任命他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此后，无论是在甲午战争还是其后的金融风潮中，许多票号先后倒账歇业，“大德通”都安然无恙。庚子事变之初，高钰就审时度势，令京、津、鲁等地分号撤庄，八国联军进京后，“大德通”人去楼空，未被抢掠。
高钰与清廷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助及载振等贝子们交往，与封疆大吏赵尔巽更是十分要好，“赵调往东省，高则往东省；赵回北京，高亦回来；赵放四川，高就到四川”，几平亦步亦趋。赵尔巽将管辖下各省的军政费用全部交由“大德通票号办理存拨。“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異的库房,人称高钰是“二督抚”。光绪二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端方派兵为乔家“大德通”护送镖车.宣统年间,端方从湖广总督卸任后,来祁县乔家住过一个时期。高钰与雁平道“恩大人”、朔州知事徐葆生等地方官员称兄道弟，往来甚密。
“大德通”鼎盛时期，架本竟达七八自万两之巨，为同时期祁县票庄之首。
宣统年间，高钰睹者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认定事必有变，遂采取紧急措施，指令各庄紧缩银根，减少架本。辛亥、壬子两年，社会动乱，其他票号毫无准备，纷纷失败，相继倒闭，只有“大德通”受害较轻。（程光 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