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行政管理的真实话题(2020年余明学生回忆)
中央党校行政管理的真实话题(2020年余明学生回忆)
余明研究生考试博尹达老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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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公共政策分析》,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公共管理:考试中心热点与现实问题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公共政策分析:考试中心热点与现实问题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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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由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组成:政府和市场。两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同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相互分离,相互合作,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一直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对混合经济的选择密切相关。混合经济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之一。covid-19的突然爆发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以及经济方面带来了冲击。本文讨论了covid-19流行病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混合经济和经济形势,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
1政府和市场定位
1.1相关概念
(1)政府:一个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根据一定的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并以暴力为后盾,以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秩序。它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载体和实际行动者。我们通常称政府为“看得见的手”
(2)市场:市场是以商品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活动方式,即市场经济。我们称市场为“看不见的手”。
1.2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发展
1.2.1理论发展过程
从以前读过的经济文献中,我个人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到1935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在这160年左右的时间里,虽然从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边际革命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大相径庭,但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却完全一致,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无为而治”只是充当“守夜人”
1935年凯恩斯《通论》发表后,各派学者开始各自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凯恩斯学派、以哈耶夫和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后来的新制度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等。到目前为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定论。
1.2.2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
就经济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自由放任主导。从1929年的大危机到1933年,即从罗斯福新政到今天的世界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也在摸索和不断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弄清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仍有一种误解,认为西方经济学只谈论市场。就个人而言,这种说法太有偏见了。塞缪尔曾经指出,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体,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没有100%的纯粹市场经济。[3]
因此,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应该随时发挥作用,而上述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关系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把握程度不同。
1.3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关系
1.3.1中国政府与市场定位的关系历程——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和排斥市场,政府完全通过国家计划分配资源。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政府,这也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规划期内,由于政府能力有限,通过精心规划进行资源配置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同时,人民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产量不能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导致生产和生活资料严重短缺,计划经济严重失败。
2.改革开放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渐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角色定位后,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准确定位,以适应改革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党的十五大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删除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属性。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在更大范围和更广范围内,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4]
从上述发展过程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变化:在市场发展之前,政府(全能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能够迅速培育和构建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但同时也暴露出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失败;市场培育形成后,是政府(有限政府)不断分权和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市场发展的后期,市场体系相对完善,而政府扮演着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负外部性。每一次变革都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前提的,这也是指引中国改革的路灯。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将越来越符合潮流。
3.新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自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就趋势而言,强调的是加强市场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即“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取向”从根本上和制度上强调市场导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5]:
(一)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2)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
(3)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4)市场竞争不足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5)政府干预过度,监管不足。
此外,还存在产能过剩、部分商品价格扭曲、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矛盾。,这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和不当干预以及市场功能不足密切相关。
1.3.2对中国政府市场关系的理解
在我看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永恒的。原因如下:
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建立模型[6]来分析,但政府和市场则不行。通过建立市场与政府的一般模型来解决和解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可行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失败了。没有一套理论和模型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即使学者们认为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第二,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总是动态演变的。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和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也是如此。就中国而言,政府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和完善,达到了今天的市场化水平。
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从上述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强化了市场的作用,放慢了政府的职能:政府由全能变为有限,再变为服务;市场的地位在不断变化,市场已经从起辅助作用变成起基础作用,然后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更好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了解政府市场的定位。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针对经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市场和政府不应该对立,而应该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中国的实践也表明,政府和市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始终坚持辩证法和两点理论,善于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7]
事实上,政府和市场都是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具体制度安排,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决策模式的不同。政府主要是权威的集中决策模式,而市场主要是群众的分散决策模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政府的力量,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所有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和政府结合的结果。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对立的制度安排,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动态替代关系。
第二,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社会与个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的。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有界限的。市场的作用是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而政府像守门员一样,总是保护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代经济学家霍奇森(hodgson)认为,市场体系必须渗透国家监管和干预,但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8]
因此,有必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政府干预的失败导致了政府放松管制。因此,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可以从理论上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市场机制是一个自治系统,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然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市场的普遍性、市场的完整性和信息的完整性。如果上述一个或几个条件不存在,就会出现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作为一种与市场机制并不完全矛盾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干预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长期资源配置的效率。其基本路径是弥补市场的空不足,纠正市场缺陷,在空范围内有比较优势时组织和配置资源。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委托代理问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失灵,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低效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当两者同时失败时,需要第三个领域以独立部门的形式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我国各类非营利组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提供公共产品、转移部分政府监管政策和协调产业政策职能方面发挥了日益突出的作用。[9]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受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影响。同时,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和市场的角色边界应该通过发展第三部门来塑造。
至于中国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市场自己会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社会自治组织会解决。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实现更加高效和相对公平的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加强和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有效市场干预,另一方面,要逐步退出过度和不当干预的领域。
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努力为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放弃全民对经济的干预,只控制和管理市场溢出效应和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自身建设,减少职能,逐步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坚持有限理性,杜绝腐败滋生蔓延,拓展社会自身管理功能,完善用人机制,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推进经济民主。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通过阅读文献,我们知道政府市场关系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定位[10]。关于政府的改进,除了前一段和书中提到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偏好机制;完善法律体系;除了提高政府的效率(我认为法治是重中之重),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
1.尊重市场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不完善。目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问题:政府调控过多,政府职能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过多,市场不能自我调节,这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市场本身的优势,同时也不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政府应该管理的地方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例如,环境治理、食品和药品安全,而当前的环境问题可以说是政府市场的彻底失败)。只有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着应该管理的地方,市场才能更好地进行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
2.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非常重要,没有一成不变的完美政策。任何政策都是在权衡利弊和仔细推敲之后制定的(例如,2018年的天津结算政策是“打补丁的”)。
公共政策研究的目的是确保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实现合理的目标。要加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政府需要加强官员的清廉和政策的法制化、制度化。
与此同时,我认为公共政策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要依靠专家学者。专家学者的作用不是取代政府的决策,而是从理论基础上给予理论支持,吸收国外经验等方面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
3混合经济
3.1中国的混合经济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的“混合经济”是指由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控制的经济[12],这是一种由私人经济主导的经济;然而,中国的“混合经济”是由公有制主导的,所以它不能等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产权主体多元化投资、相互渗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本质上是股份制经济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经济。
就个人而言,混合经济是由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控制经济的“看得见的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微观上,它是指投资者拥有不同所有权投资主体的企业。
现代市场经济就其运行条生存在轮回世界最新章节件或调节方式而言,是“市场+政府”的混合经济。也就是说,第一个释放是资源配置模式的市场化,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或立足点;同时,由于市场功能的限制,政府的调控和干预并不缺乏。
在混合经济下,公共部门的三大核心职能是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
3.2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实质上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和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历史轮廓的再现。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分为以下四个步骤[13]:
(1)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
(2)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纯粹的公有制经济
这一时期,中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进行了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解体,农民开始向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3)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所有制的初步调整(公有制为主体,个人和生存在轮回世界最新章节私有制为辅)
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资本首先起源于商业领域,并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展到沿海民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是新兴工业资本形式兴起的典型标志。虽然许多乡镇企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但其实质是民营经济。因为它可以直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中抽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大多数国有企业很难与之竞争而衰落。
(4) 1997年至今: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20年的探索,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毅然选择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今天已经走过了20多年。
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三代领导,从股份制的提出开始,通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建立以资本经营为纽带的多种所有制和职工持股制度,深化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否定列表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坚持不懈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土壤和施肥。在丰富和深化混合经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过程中,混合经济管理体制从制度和法律两个方面得到了完善。
也就是说,由于混合所有制的选择,中国至少走了上个世纪以来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整整一百年的路。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以上,从1997年的7.9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元。这是世界奇迹。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混合所有制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奇迹的密码。
文章来源:www.atol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