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畅
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技术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一个例子——位于纽约长岛的跨越景观大道的 桥梁。这些桥梁被有意设计成较为低矮的，以至于12英尺高的大巴车无法通过。于是，平常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贫民和黑人就被拦在了外面，而拥有汽车的白人却能够利用景观大道自由地消遣和通勤。桥梁建筑看似中立，事实上正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影响，这反映出设计者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1]温纳提醒我们注意，包括人造空间在内的技术物本身“固有”其政治性：空间对人们施加的影响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相联系。
有关于空间政治的讨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性的，既为权力关系所生产，又生产了新的权力关系。“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2]空间景观之所以看似是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是因为占有已然完成，昔日激烈斗争的种种痕迹已被抹去。空间既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同时又有着强烈而主动的生产性。列斐伏尔更关心“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3]。换言之，空间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也同样支撑并维系了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
那么，未来城市的想象空间是否也具有其政治性呢？
未来城市看似虚无缥渺，实则有其现实依据。未来城市通常被视为愉悦视觉的惊异之物，而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强调，未来城市的描绘看似抽离历史、超然现实，实则是我们日常经验的想象之物[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坚称，表面上科幻是对未来的特殊设定，但其实科幻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5]。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科幻电影的时间通常设定为未来三四十年。约翰 戈尔德(john gold)认为设定成“近未来”的好处在于“不短不长”变革的发生似乎可信，又不至于完全无法辨认[6]。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空间并非只是静默无言的背景，而是试图介入叙事。未来城市是一个行动主体，与人物一样可以展开行动， 甚至决定故事的最终走向。索布切克指出，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是一种介入性力量，绝非袖手旁观，而是施加影响[7]。在加里沃尔夫 (gary wolfe)看来，未来城市所施加的影响固有其倾向性:未来城市是人类探索未知的障碍物，扼杀好奇，缺乏趣味，尽是已知之物，罕有未知之物[8]。简尼特斯泰格(janet staiger)则将当代幻想城市的再现风格称之为“黑色未来”，其特征包括：后现代风格、间接打光、错综复杂的空间，以及趋于混乱的文明[9]。
本文将主要考察以电影为主的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关心其空间构型以及政治面向。未来城市的空间设计通常被认作奇思妙想，但我并不会急于将其宣称为不可思议，而是将它们纳入历史的语境予以辨认，并试图建立未来城市演进的历史脉络。列斐伏尔的提醒是有益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如果纯粹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空间，空间就会被降为一种仅供阅读的信息或文本，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历史和现状的方法[10]。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的空间变迁并不总以断裂的方式出现，而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来而复往的演进方式，因而历史分期并非绝对，或有重叠之处。这也意味着旧的城市形态在新的阶段仍有可能继续存在[11]。我们将看到，未来城市面临重重危机，隔离空间应运而生，试图对整座城市施加影响。不过隔离并非无往不利，混杂之地是隔离鞭长莫及的地方。在那里，混杂势力不受驯服，随时准备进犯，企图挑战未来城市的隔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