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 | 李纯
特约编辑 | 张亦廷
写在前面：
去年10月，导演胡波自杀，终年29岁。今年2月，他的首部长片《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得奖（论坛单元）。这是真正的长片，4小时。
曾以首部片《路边野餐》夺得金马奖的毕赣正在做第二部长片的后期；首部长片《心迷宫》以低投资收获高票房的忻钰坤，新片《暴裂无声》在4月公映；《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导演李睿珺，上个月在北京做了个人作品的小影展，两天四部片，但不包括他的第一部电影《夏至》，他认为那是部失败之作。
已上路的新人导演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创作空间，一方面说明水涨船高，行业在发展，一方面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耀眼却也险峭。
胡波曾经留下踪影的这个电影江湖，和娄烨贾樟柯们出道时的那个江湖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变。江湖规矩，各大盟主，门派之见，每个人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和共同想要的东西有时打架有时把酒言欢，往往也还有些虚幻的共业，如来神掌，葵花宝典，九阴真经，连城诀，还有很多令孤冲，张无忌，很多江南七怪桃谷六仙，很多丁春秋和很多岳不群。
而资本的饕餮更甚。名利场、野心趴、鸿门宴、牛皮局，和拍电影不同，这一切建立在对市场的想像之上的格局是另一种玩法，诱惑须与幻灭同在，理想要与商业谋皮。
在江湖上，资源总是从中心地带向外配置，越扩展越稀缺。但还是有人不停地在进来，他们从遥远的外地，一环比一环大地接近了北京，带着他们看到的东西，写出的剧本，住进这里可以容纳他们栖身的任何处所，渴望与这个圈子互为导体，初试鱼水。他们多数是赤手空拳，以一种野生状态进入电影行业，用直觉、才力、知识、耐心和痛苦，搏取第一份真正的经验。回头看看，很多人都是在没钱，没资源，助力微小而烦难加倍的状态下，甚至不知明天的钱在哪里，就这样也竟然拍出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被叫做青年导演。
因为江湖中人，仍有侠客，行者，良师，梦想家，热爱电影这门武功或文艺，接力传灯，推陈出新，不遗余力。
每个人的第一部电影各有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总为从前拍片苦。今天得到认可的成熟导演，王小帅，娄烨，賈樟柯，刁亦男，忻钰坤，毕赣，最初也都各自面对过不同的困境，就像驾着舢板驶入汪洋大海的水手，不一定去幻想成为万吨巨轮的船长，小风小浪也需要同样的勇气和毅力，自持和审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临界点。每个人都有即将崩渍的刹那。正午采访了几位青年导演和制片人，硬着头皮拍到失败的李睿珺，以一万块搏大奖的杨瑾，等投资等到柳暗花明的周子阳，自己在生活中也入戏三分的忻钰坤，快人快语的制片人耐安，温和而理性的杨城，听听新导演们拍第一部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他们当时的环境和生态，在成功与失败的背后，可也曾有过活着或死去的提问？
——张亦廷
1．李睿珺：第一部，硬着头皮拍下去
采访、文 | 李纯
“能找到一笔钱，有一个专业的公司愿意投钱。在我那个时候，这是很多年轻导演不敢想象的事情。”
第一部：《夏至》，个人筹资30万
代表作：《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最新：《路过未来》
李睿珺三十五岁，个子不高，寸头，胡子是上唇一撇，下巴一撮。西北人不胜酒力的不多，他是一个。他在山西太原念书，念广告，毕业后来了北京，给电视台拍片子。来北京是为了能拍上电影，一直没有找到钱，不得已，用了父母买房的钱。拍完后，欠了很多债，还了八年才还完。他在胡同租了一间没有厕所和洗浴间的十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吃面条。他的第一部电影叫《夏至》，拍摄于2006年，是部失败的作品。很快，他又拍了第二部、第三部......最新的一部叫《路过未来》。运气好，碰到了江志强，他喜欢这个故事，投了一千万。至于下一部，就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江老板”了。
“我拍第一个电影是2006年。那年我二十三岁。那时做电影的公司不像现在这么多，电影市场也不太好，三四千块银幕，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很少，现在是将近五万块银幕，是它的十倍还多。2003年我在山西传媒学院毕业，来了北京，不认识什么人。刚毕业的年轻导演，找钱很难，因为商业电影也不好，何况拍的还不是商业电影，钱就更难了。
“我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拍电影。但要交房租要生活，得先去工作挣钱。我在电视台的栏目组做摄像、编导、剪辑，什么都做。2006年初，我在北京电视台认识了一个主编，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加拿大做电视节目做了很多年，想做一个类似于中国达人秀的节目。可能因为太早了，大家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他就跟我聊，我说，我喜欢电影，想拍电影。他问我，做一个电影要多少钱。我说，便宜的话一百万就做了。他觉得可以试一试，帮我问问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最便宜多少钱能做起来？我说，底线可能是七八十万。他说，有兴趣。
“之前，我写了一个跨年代的剧本，没办法几十万做下来。我得重新找一个题材，写一个没有年代跨度、季节跨度、容易操作的东西。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写的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的丈夫在外打工，这两个年轻女子天天在一起，互相照料。过了几年，其中一个年轻女子的丈夫突然回来了，她们两个觉得很不习惯，很难说得清楚她们之间有什么情感。这三个人觉得生活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然间有一天，另一个女的提出来，要把那个男的处理掉，她们真的把那个男的杀死了，在厨房挖了一个坑把男的埋了。这就是我第一个电影的故事原型。
“我就改编了一个剧本。写完，三四个月过去了，联系加拿大的投资人。当时人家觉得有兴趣，几个月过去了，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然后找到一个上海的朋友，他答应投四十万。原先我想要六十万，主要是想拍胶片，说拍16mm，便宜，结果找不够那么多钱，就想找个四十万，拍高清吧。
“我找了在北京的校友，组了一个剧组。开拍前，四十万没有了，因为人家开了个酒店。他带我看了正在装修的酒店，说暂时没有办法，要到一年后。我不想等到一年后，就搁浅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筹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没钱了，钱都黄了。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说，压缩最低的话也得三十万。他说，钱怎么回收呢？我说，今年拍，明年把电影卖掉就会把钱收回来。
“那时候我和我哥都毕业了，他们不需要支付我们上学的费用，说攒了一点点钱，准备在县城买房，大概有十万，‘先拿去拍，不够了我们再借点，反正一年后这个钱就能收回来。
“拿着这十万，我开始启动，边拍边借。新疆太远了，就改到四川。在眉山市的洪雅县的高庙古镇。木质结构的建筑，很窄的青石台阶，每一户的房檐搭在一起，是个一线天。那里的气氛很压抑，四川的夏天很闷热，人的欲望在这样一个燥热、压抑的地方，没有出口。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电影里人物的情感状态。
“剧组是一个正常剧组的缩小版，三十人左右。演员是通过朋友找的。有中戏或者别的艺术类院校表演系的学生，或者原先学过表演在社会上工作的。拍了二十八天，主要原因是钱少，所有的劳务是象征性的，没有办法按照正常剧组给人家，因为才三十万，给谁发正常的劳务？怎么可能？
“我觉得不好意思，对演员、对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有严厉的要求，觉得没有给人家付那么多劳务，怎么好意思让人家没日没夜那么辛苦地去干？
“资金有限，拍摄时间有限，一场戏弄三个小时，就意味着下一场戏要拖很久，周期可能会超，超了却没有钱，意味着这个戏会拖黄。所以会将就，包括灯光、演员的表演什么的，差不多就行。整个就是在赶。
“最后导致了一个问题，拍到中途，我发现我拍的这个东西有问题，不断地在妥协，它离我原来想象中的电影已经非常遥远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当时也缺乏剧组管理经验，拍到中间，剧组的人打架，中间正好剧组闹矛盾，我觉得没必要再拍下去了，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电影最后出来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会很差。它已经跌破你心中设想的电影的底线了。
“但是摄影师说，拍吧，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已经拍到一半了。他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说，我从台里面请假，说同学拍电影，领导还挺支持的，不能没拍完又回去了，我起码得对领导有个交代。最后一想，那我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硬着头皮拍吧。歇了一天又开始拍。拍完之后没剪，没有钱剪。
“几个朋友鼓励说，你剪吧，反正已经拍出来了，剪剪看吧。我又借钱，剪出来了。其实真的一般。没有钱找人做音乐，我自己写了一小段音乐，在后期机房的卫生间改造的配音室里面录的，放在片尾出字幕的时候。那是电影唯一的一段音乐。
“龙标，送审，卖电影频道什么的，都没有想过。很单纯地，就是想拍电影，没有想过剩下的事情。说白了，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就是胆大，就是想拍。我在后期机房剪辑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个电影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同性恋电影。
“《夏至》确实拍得不好，完成度很差。我住在北大附近的挂甲屯胡同。不到十平米，没有阳光，没有卫生间，没有洗浴间。我是2006年6月28日住进去的，直到2014年11月24日才搬走。电影拍完了欠了三十万，剩下的事情就是面临要还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面临了很多质疑。我借了我爸的钱，也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周围的人会不理解，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比如交不上房租，出去和朋友吃饭，没有钱，新的剧本找不到钱，别人会觉得第一个拍得那么烂，你根本不是做导演的料。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抑郁，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三四点睡不着觉，一个人在马路上溜达，溜达到天亮。
“我认识杨瑾时，他已经拍完他的第一部电影《一只花奶牛》了，他说，反正都剪出来了，好不好，试试送影展吧。《一只花奶牛》已经去过一些影展，他比我了解，列了一些影展给我。第一个入围了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并在这个电影节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电影奖项，后来又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那个单元叫狂飙突进，现在叫光明未来。
“原来想象得很简单，以为去了影展，就有海外发行的机会。发行是另一个工作，我不懂，还有一个是我外语很烂，基本上不会说英语。在电影节，我每天只看电影，关于电影发行要找谁，要跟谁见面，都不懂。参加完影展就回来了。所以第一部电影没有任何海外发行。
“现在很多年轻导演，处女作就可以拍到百万、千万的制作，有电影公司投资，专业的团队，拍完就能上映，情况好了很多。不管胡波导演用了多少钱拍第一个电影，至少他能找到一笔钱，有一个专业的公司愿意投钱。在我那个时候，这是很多年轻导演不敢想象的事情。所以，才会自己挣钱、借钱去拍。因为找不到钱，因为已经碰得焦头烂额，才说我自己去吧。不管胡波导演经历了什么，他的第一部电影是别人投钱来完成的，而不是四处借钱、挣钱，再还钱，下一部电影又要面临借钱、挣钱，没有了吧？在我们那一代导演，这情况比比皆是。”
2. 杨瑾： 一万块的处女作
采访、文 | 李纯
“拍了十八天，最后回来还剩了二百块钱。……没有那么伟大的计划，就是一个作业。”
第一部：《一只花奶牛》，外部赞助一万元。
最近：《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
杨瑾三十六岁，导演，也是摄影师。见面那天，他穿了一件灰旧的棉袄，进室内脱了，仍是一件灰旧的毛衣。一面说话，一面瞪一双很圆的眼睛，好像在暗示所说的话没有半句虚假，全是真的。他的前三部片子在老家平陆县拍摄，实际上拍的是他自己的记忆。他是个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拍电影的导演，在他身上，电影工作也有无产阶级的时候。第一部片子《一只花奶牛》是dv拍的，花了一万。第二部是八万。花自己的钱，可以拍得很任性。《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找了投资，正儿八经地花了些钱。拿了龙标，有正规的剧组。主角是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到另一个小孩家过暑假。拍得浪漫天真。这是个艺术片，也是儿童片。拍完后，很多人找他拍儿童片。
“我在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上了三年大专。2004年，我考到北京师范大学，是专升本，相当于读大四。和我同校的还有宁浩，他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还有韩杰，给贾樟柯当过副导演，最近导演了《解忧杂货铺》。
“北师大的第一年，我的老师崔子恩有个课堂作业，让每个人准备一个故事，下个学期在讲台上给大家讲一遍。五一劳动节我没有回家，窝在宿舍写了《一只花奶牛》，是个悲剧。写一个年轻的小孩，爸爸去世了，老家有奶奶要照顾，上完高中，他回到农村当民办老师。奶牛是个线索，别人捐给镇政府，镇政府发不了工资就把这只牛送给这个老师，老师给牛做配种，牛难产生了死的小牛。最后牛死了。当时我爸爸去世了，和我的境遇有点像。
“崔子恩老师帮我找了一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