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发。
林国发称得上大陆蚝汁生产的开山鼻祖，此生充满传奇。还在七十年代末期，他就师从家父土炼蚝汁装瓶当商品卖，因为专注于提炼蚝汁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被母亲五花大绑送进了精神病院；终于不被认为“神经病”了，又被定性“投机倒把罪”和“勾结外商罪”下了监狱判了死刑。1984年，邓公的那一次厦门视察并过问，让林国发终于沉冤得雪。三十多年来，他似乎就为蚝油而生，现在，他的洋江蚝汁是全球细分市场里的领军品牌。
问道者 谢嘉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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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坐在偌大的茶几后面，林国发心情复杂。茶几是他办公室里的标配，有两米见长，泡茶专用，这种陈设在闽南功夫茶场馆里屡见不鲜。
林国发今年58岁，虽已年近花甲，却一点不显肚子，看起来甚至略显单薄，但精神焕发，眼镜背后的眼神透着一股闽商特有的精明和能干。如果不是有人这么认真地问起，他已经有多年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上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已经是2010年的事情，央视军事农业频道的《致富经》栏目花了整整20天时间，记录了他的故事，播出时，剪接成半小时的人物访谈节目。
往事太过复杂，现在洋江食品的这摊子事情就够他张罗的。
洋江食品是林国发一手创立的公司，早期主营蚝汁的生产和销售，后来延伸到水产养殖，产品线也慢慢拉长，现在除了蚝汁，还有鲍汁、花蛤汁，以及成品蚝油，是全球唯一专注于开发海洋贝汁系列的高新技术企业。洋江食品的定位是调味品的生产和销售，调味品种类函盖油盐酱醋，五花八门，但三十多年来，洋江食品的主业基本上只围绕“蚝汁”扩张，蚝汁是起家之本，经年累月，工厂搬了四次，制造工艺不断升级换代，洋江蚝油的原始配方至今一成不变。这让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老客户，对洋江蚝油始终忠心耿耿。
林国发的洋江食品开在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琼头村里，他是当地人，翔安本是同安县的东半县，覆盖五个公社，马巷是其中“最富裕”的公社，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镇。琼头挨着海边，村民多数以打渔为生。
林国发的发家之地就在琼头，洋江食品的第一个版本是家庭作坊，后来租用了同安县水产公司的场地，变成了小型加工厂，再后来又两次置地建厂，洋江食品现在的工厂是2014年才建成启用的工业园，占地26亩，占地2.5亩的旧厂现在另作它用。
洋江食品厂区。
洋江食品的行政办公室就设在工业园内新落成的厂房大楼顶层，林国发的办公室有一个阳台，不远处是建设中的琼头新村，成排的别墅显示了这个村不俗的经济实力。林国发每次站在阳台上往下看，一股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
现在国内有不下500家调味品厂，在林国发已知的范围内，专注深耕蚝油产业链的仅洋江食品一家。洋江蚝油的质量是公认的行业第一，因此价格也卖得最贵，这并不影响洋江蚝油在世界各地备受欢迎。
洋江食品的多数产品出口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是洋江蚝油最早的输出地。日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苛，从蚝汁到蚝油，洋江产品出口三十多年来从未受阻，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洋江蚝油原始配方的一成不变和品质上的绝对过硬。
对于国内的出口企业来说，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场灾难，由于国际市场的受累疲软，多少出口企业一夜之间风雨飘摇。然而，洋江蚝油的出口量在这一年却不降反升，厦门商检当年底向林国发表示祝贺：洋江食品全年出口额逆势增长了31%。
金融危机之前几年的国内食品市场本就处于多事之秋，“苏丹红”、“毒水饺”等危及食品安全的负面事件此起彼伏，整个世界对中国食品的信心锐减，为了改变中国食品的形象，政府壮士断腕，从严管控食品出口，一些质量不过关企业的产品被挡在了国门内，蚝油出口量锐减，而洋江蚝油因为质量过硬一枝独秀，国外客户找不到可替代的货源，循着商检数据找到了洋江食品，不得不耐下性子排队等待洋江下单。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蚝油出口企业原本胶着的竞争状态，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洋江食品品质上的保证带动了很多良性循环，现在的洋江食品还为海外很多蚝油品牌代工，但林国发有一条原则至今未变：无论是代工，还是自有品牌，质量都只有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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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话匣子，林国发的话也多了起来，手中的红梅牌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林国发生来充满传奇，抽红梅的背后也有个故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林国发发动员工捐款，他个人带头捐十万，为了区别个人、家庭和企业公益，从捐款之日起，他给自己立下规矩，把自己每天抽的中华香烟改为红梅，直到省下十万元为止。
林国发执着蚝油的时间很早。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下有两个妹妹。贫困的家庭是相似的，林国发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家比别人更穷。林国发接受的教育名义上是读到小学三年级，“实际上只上了半年的学，并且没学过拼音”。
为了帮到家里，还在上小学时，林国发每天跟着邻居出海钓鱼，然后在那个禁止私人经商的年代偷偷卖钱贴补家用。他每天的作息规律基本上是：吃完晚饭上床睡觉，半夜十二点左右出发，第二天中午回来，吃完午饭赶下午的课，回家做作业，吃晚饭，接着睡觉。周而复始。由于睡眠不足，下午课堂上打磕睡和挨老师的板子成为家常便饭。
小学语文课大多安排在上午，教拼音时自然赶不上，所以，虽然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不识拼音，大字也不识几个。
林国发识字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日后赚到钱了，他才发现“没有文化到底有多可怕”。为了补上这一课，还在八十年代身陷囹圄时，他就让狱友每天教他认识一个字。四十一岁那年，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他专门到厦门大学找家教，决心从拼音开始学习文化。但循着校园内大学生毛隧自荐的告示，在厦门大学内找了一个月，他一无所获，学生尤其是女生见面后，看他穿着得体，戴着眼镜，怎么也不像个文盲，而更像个教授，本以后是要为儿子或孙子找家教，然后这个教授说是自己要跟他（她）学拼音，吓得学生们把林国发当成一个寻机勾搭女生的骗子，摞下一句“臭流氓”，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而立之年的林国发。
林国发换了个法子，不再说是为自己找家教，就说是为了孩子，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他约学生到当时厦大边上的绿晶酒店咖啡厅“谈谈条件”。有了允许沟通的机会，学生们终于眼含热泪相信，面前这位年逾四十的企业家，真的是要跟他们学拼音。
林国发请厦大学生当家教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八个多月，有两个学生当过他的老师，学生给他制订了进度表，从初一课程学起。几次接触，学生对他完全解除了戒心，那段时间，白天他在公司处理公务，下班后，学生也大致放学了，他赶到厦大，听学生讲课。为了体验一把求学经历，趁着暑假，他还找到鲁讯当年教过课的教室自习。出于方便授课，有几个月，他住到女生们租在校外的宿舍，利用空闲时间，他自掏腰包买菜做饭给同宿舍的学生们吃。当时家教的行情是25元/小时，他付给学生50元/小时。
林国发这种善于学习的作派，让他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提炼蚝汁。
他的父亲患有胃病，需要长期服药，家庭主要劳力身体不好，必然影响家境，吃便宜的苏打粉是父亲用来缓解胃痛的唯一方式。
还只有十岁的时候，林国发就留意到，每年清明节前后，海蛎捕捞季节，父亲服用的苏打粉量就会少一些。随着时间拉长，自己长大，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海蛎干”是多数琼头渔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海蛎做成“海蛎干”需要先用开水抄一下，然后晒干再偷偷拿去卖钱，为了省下几个买盐巴买味精的钱，每年这个时候，父亲会把煮完海蛎的汤水慢慢熬，熬到最后，锅里就会剩下一些胶状的东西，这就是蚝汁。
按照父亲的做法，一百斤蚝水大概可以煮出八斤蚝汁。父亲找个小缸装起来，炒菜时，用勺子挖一点拌到菜里，菜不仅有了咸味，也有了甜味和鲜味，油盐味精全省了。父亲用这种方式提炼出来的蚝汁还很耐储藏，可以放上大半年保证不变质。
清明节前后，家里屯积的蚝汁比较多，父亲吃到的自然更多。从父亲的经历中，林国发明白了一条道理：蚝汁一定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当油盐用，还有治胃病功效。
没过几年，父亲便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垮了。有心帮助母亲缓解养家压力的林国发首先想到能换钱的，就是当年父亲提炼的蚝汁。“既然是好东西，做出来一定可以卖钱”，他这么想。跟谁都没说，他只是效仿父亲，把蚝水熬成蚝汁，跟父亲不一样，他洗净了一些空瓶子，把蚝汁装到瓶子里，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卖。
林国发此举在当时无异于另类。他一个年轻小伙子，把自家要倒进臭水沟的蚝水回收不算，还装成瓶要卖，难不成疯了?
亲人们也怀疑林国发疯了，“怎么劝都劝不住，天天起早摸黑，啥正事都不干，就是捣鼓这些脏兮兮的汤汤水水瓶瓶罐罐”。
1979年，林国发19岁，有一天清晨，他从睡梦中惊醒后，发现自己被铝线五花大绑，动弹不得。原来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母亲和叔叔要把他送到厦门的精神病医院治疗，对一个坚称自己没病的精神病人来说，只能采取这种强制措施。
林国发。
声嘶力竭分辩丝毫不起作用，被带到厦门仙岳医院门口时，林国发心里慌了。从之前左邻右舍的一些闲扯中，他隐约能猜到一旦被送进仙岳医院的后果，医生肯定听信家长的，认定他确实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上一针镇定剂再说，然后再按精神病下方抓药，“没疯也治疯了”。
想到这些，林国发在仙岳医院门口豁出去了。他不顾一切地用牙齿咬断铝线，由于用力过猛，门牙甚至崩掉了一块，用吃奶的力气挣脱，手被铝线勒出了口子，鲜血直流。当时玩命的痕迹，都留在了身上。林国发露出牙齿，伸出胳膊，像当年接受央视《致富经》栏目采访时一样，向客人展示当年的“英雄壮举”，创口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趁着母亲和叔叔不注意，挣脱后的林国发飞一般地逃离了仙岳医院。回到家，他偷了十几块钱，收拾好行装，带上装满蚝汁的瓶瓶罐罐，离家出走了。他想取道广州，逃往香港，他判断那个地方应该有人会买这个东西。
扣除车费，到达广州时，林国发的口袋里只剩下2.7元。
在广州的那段时间，林国发“做了半年乞丐”。他一门心思要把手中的蚝汁推销出去，摆摊，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当时还没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对于蚝油毫无概念，几乎没有人认得这个黑乎乎的东西，他的蚝汁一瓶都没有卖出去。
口袋里没钱，林国发吃不起饭，更住不起旅社，不得不经常和乞丐抢吃餐厅的剩菜剩饭。好几次，实在饿得不行，看到马路边有人在卖包子，他趁老板一不留神，抢了一个就跑，老板从后面追了上来，用脚一踹，他身子飞了出去，牙齿和嘴唇磕到了一块儿，鲜血直流。时值隆冬，特别是春节前后的那一段时间，夜里太冷，他找个睡在马路边的流浪汉，靠在一起相互取暖。
半年多后，推销一无所获，林国发不得不回家，但身无分文，怎么回家？他形容是“滚”回厦门的。
当时从广州到厦门的车程大概只需十多个小时，他前后坐了十天，其间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蹭车”，长途汽车都是先上车后买票，他先上车，等到售票员招呼买票时，要么缩下身子，尽量不让看到，要么装做“钱包突然被偷了”，但不管怎么装，没钱最后都是被赶下车。售票员遇上个“蹭车”的，心里也窝火，下车时，顺势抬脚用力一踹，他的身子会打好几个滚。
就这么一路“蹭”回了马巷琼头。让林国发略感欣慰的，看到失踪半年的儿子突然头脑清醒地出现在眼前，母亲不再怀疑他有神经病了，亲人们也相信他的头脑与正常人无异，林国发总算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提炼他的蚝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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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再干涉林国发炼蚝汁，亲人们也不再视他的行为为异端，但并非林国发就此可以放心地撸起袖子加油干了，特定时代背景注定他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有段时间，他都快要把命给搭上了。
尽管吃尽了苦头，林国发依然坚信：“蚝汁事业一定有前途。”从广州回家后，1980年，他找亲戚借了几十元，买容器买瓶子买天平，把家里的厨房当成工厂，在自己的卧室摆上大缸当成仓库，开始土炼蚝汁。
炼油没有阻力了，卖给谁成了难题。没有任何市场开拓经验的林国发两眼一摸黑，只能抓瞎，从岛外奔袭岛内，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在一个毫无消费意识的空白市场试图推广一款当时很难让人看懂的调味品，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转机出现在1981年，辛勤付出终于收获了成果。林国发拿到了福建省水产进出口公司20吨蚝汁的出口订单，仅这一笔订单，他净赚10万。那个时候，盐的计价单位是“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民间才有了“万元户”的概念，10万是一笔常人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那一年，林国发21岁。
有了第一桶金的甜头，林国发甩开膀子扩大再生产。蚝水最初是无偿回收，村民本来也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