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著名的美国作家霍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威克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家住伦敦的中年汉子威克菲尔德,有一天突发奇想,跟妻子说自己要外出三四天,结果他出门就拐到对面的街道,藏匿到事先租下的房子里,每天优哉游哉地过着单身生活,看着对面的家人从焦虑到崩溃再到心如死水,一躲就是20年。20年后的一个晚上,这孙子好像没事人一样推开自家的门,就跟刚刚离开几分钟才到街角打了瓶酱油一样。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发生什么,并无交代,但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娄烨的新片《浮城谜事》来畅想一二。当然,影片主人公乔永照与自己的伦敦“同行”比起来,他的“外出”行为,因为每天都要推开家里的门,则显得更具戏剧性和日常化。这位“衣冠禽兽”同样给自己另外设了一个窝,不同的是,在这个窝里他安置了另外一个老婆和孩子。于是乎,他每天就在原有的窝和新窝之间来回穿梭,嘿咻嘿咻,乐此不疲。直到他打算再开辟一个崭新的革命根据地时,却导致原有的两个据点发生大规模暴乱。其间,你攻我伐,硝烟四起,合纵连横,波谲云诡,煞是热闹。
看到这里,您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劈腿吗?学名叫出轨,又名脚踩n只船。
没错,我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没有直接以“出轨”呼之,为的就是怕您误以为《浮城谜事》仅仅是一部大婆斗小三的爱情战争片,就像周润发1988年主演的那部爱情喜剧片《大丈夫日记》一样,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美女,而两人都以为自己是这个男人的唯一,直到她们纷纷希望由在野晋级为专政,事态严重起来,男人夹在中间,疲于应对面临崩溃,由此闹出无数笑话,结尾等待他的是庸俗女权主义的惩罚。观众看了,歪歪了,大笑了,并最终得到“爱情要专一”、“欲望要节制”之类的道德训诫。
《浮城谜事》显然不是这样的一部电影,或者说不是一部拿出轨当噱头、以三角恋为卖点、以教化观众为目的的浅白娱乐片,表层的有趣故事背后,导演娄烨想说的东西很多。比如对当下中产阶层欲望膨胀的剖白,对当前社会礼崩乐坏乱象丛生的呈现,也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冷漠的描摹。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充满戏剧张力,蕴含各种通俗书写(如喜剧化)或道德说教可能的故事,在娄烨的镜头下,呈现出一种悬置道德评判、客观冷静展示的力量。
这种方式带有某种距离地审视着主人公乔永照的双重生活,以及他身边的两个女人,却拒绝观众的代入及煽情的可能。如郝蕾饰演的“正妻”陆洁,始终没有哭天抹泪或者大吵大闹,观众自然也无从特别同情或憎恶于她;齐溪饰演的“小三”桑琪,面对陆洁的诘问,也自有一套发自肺腑的情爱表白,与人们通常认识中“为钱出卖自己”的家庭杀手形象截然不同。秦昊饰演的出轨男人乔永照,娄烨并没有刻意放大他身上所谓不道德的一面,更没有将他刻画为玩弄女性的种马,先入为主地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转而描绘他在两个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的状态,以及对女人、孩子的感情,当然他对女性的欲望也是真实的。片中有多场他与桑琪的性爱戏码,除了激情与占有,征服、发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悔悟与虚无,也始终伴随着这个多欲的男人。难道中国男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只剩下了性?又或者说导演想借此批判中国男人“性有力,爱无能”?
虽然娄烨的方式是客观和疏离的,但却聪明地通过侦破的视点,赋予影片故事悬疑感和戏剧性(一人多面的故事结构,本就有着天然的戏剧张力,比如《无间道》),随着车祸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男主人公的双重生活也逐渐面目清晰大白天下,最后两条线索交织碰撞,带观众重返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可以说,娄烨在有意识地褪去这个故事的伦理和情感色彩,转而经营其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揭示潜力,以及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暗示及直陈:撞死女孩蚊子的富二代头脑简单飞扬跋扈的异化感、内地风月场所的奢侈淫靡、警察集体出动扫黄打非的声势浩大;乔永照所代表的当下中国男人在传统与放纵之间的某种游移状态、陆洁与桑琪代表的中国女人对幸福的现世定义与追求自卫、普通人在极端状态下的无端为恶。这些在快餐式娱乐片或家产里短的电视剧里,可以添油加醋、胡乱描画或阉割的元素,在这部电影里,统统回归本来的模样,于是乎情节退居次要地位,真实的人性和精神状态便凸显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有着相当平滑流畅的视听效果与电影质感,伊朗作曲家的原声配乐,悦耳之余,显示出戏剧烘托之外的主题提点功用;大量的航拍镜头,让影片有种俯视苍生的高度感,让人联想到《二次曝光》里的类似方式,而车祸瞬间的微观写实和惨烈真实的拍摄手法,则让人在大开眼界之余,深深体味到某种关乎当下社会残忍的“暴力美学”。
影片结尾,死去的女孩宛若重生,白衣飘飘,纯洁无暇,她恋恋不舍地绝尘而去,消失在城市的边沿,而此刻镜头飞上天空,似乎以她的视点,宽宥而轻柔地俯视着这片时空中的罪恶浮城。近来中国的艺术片似乎纷纷开始对制作讲究起来,而第六代青年导演除了像王小帅那样依靠“老三篇”重返主流市场之外,也有人开始通过对影片的潮范包装和叙事修辞,主动贴近这个日益多元的市场。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对于社会写实的恋恋不舍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如初迷恋,正从文本内外,分别构成对失落的社会良心、僵化的电影模式,某种鲜活而有力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