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著名的美国作家霍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威克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家住伦敦的中年汉子威克菲尔德，有一天突发奇想，跟妻子说自己要外出三四天，结果他出门就拐到对面的街道，藏匿到事先租下的房子里，每天优哉游哉地过着单身生活，看着对面的家人从焦虑到崩溃再到心如死水，一躲就是20年。20年后的一个晚上，这孙子好像没事人一样推开自家的门，就跟刚刚离开几分钟才到街角打了瓶酱油一样。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发生什么，并无交代，但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娄烨的新片《浮城谜事》来畅想一二。当然，影片主人公乔永照与自己的伦敦“同行”比起来，他的“外出”行为，因为每天都要推开家里的门，则显得更具戏剧性和日常化。这位“衣冠禽兽”同样给自己另外设了一个窝，不同的是，在这个窝里他安置了另外一个老婆和孩子。于是乎，他每天就在原有的窝和新窝之间来回穿梭，嘿咻嘿咻，乐此不疲。直到他打算再开辟一个崭新的革命根据地时，却导致原有的两个据点发生大规模暴乱。其间，你攻我伐，硝烟四起，合纵连横，波谲云诡，煞是热闹。
看到这里，您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劈腿吗？学名叫出轨，又名脚踩n只船。
没错，我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没有直接以“出轨”呼之，为的就是怕您误以为《浮城谜事》仅仅是一部大婆斗小三的爱情战争片，就像周润发1988年主演的那部爱情喜剧片《大丈夫日记》一样，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美女，而两人都以为自己是这个男人的唯一，直到她们纷纷希望由在野晋级为专政，事态严重起来，男人夹在中间，疲于应对面临崩溃，由此闹出无数笑话，结尾等待他的是庸俗女权主义的惩罚。观众看了，歪歪了，大笑了，并最终得到“爱情要专一”、“欲望要节制”之类的道德训诫。
《浮城谜事》显然不是这样的一部电影，或者说不是一部拿出轨当噱头、以三角恋为卖点、以教化观众为目的的浅白娱乐片，表层的有趣故事背后，导演娄烨想说的东西很多。比如对当下中产阶层欲望膨胀的剖白，对当前社会礼崩乐坏乱象丛生的呈现，也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冷漠的描摹。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充满戏剧张力，蕴含各种通俗书写（如喜剧化）或道德说教可能的故事，在娄烨的镜头下，呈现出一种悬置道德评判、客观冷静展示的力量。
这种方式带有某种距离地审视着主人公乔永照的双重生活，以及他身边的两个女人，却拒绝观众的代入及煽情的可能。如郝蕾饰演的“正妻”陆洁，始终没有哭天抹泪或者大吵大闹，观众自然也无从特别同情或憎恶于她；齐溪饰演的“小三”桑琪，面对陆洁的诘问，也自有一套发自肺腑的情爱表白，与人们通常认识中“为钱出卖自己”的家庭杀手形象截然不同。秦昊饰演的出轨男人乔永照，娄烨并没有刻意放大他身上所谓不道德的一面，更没有将他刻画为玩弄女性的种马，先入为主地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转而描绘他在两个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的状态，以及对女人、孩子的感情，当然他对女性的欲望也是真实的。片中有多场他与桑琪的性爱戏码，除了激情与占有，征服、发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悔悟与虚无，也始终伴随着这个多欲的男人。难道中国男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只剩下了性？又或者说导演想借此批判中国男人“性有力，爱无能”？
虽然娄烨的方式是客观和疏离的，但却聪明地通过侦破的视点，赋予影片故事悬疑感和戏剧性（一人多面的故事结构，本就有着天然的戏剧张力，比如《无间道》），随着车祸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男主人公的双重生活也逐渐面目清晰大白天下，最后两条线索交织碰撞，带观众重返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可以说，娄烨在有意识地褪去这个故事的伦理和情感色彩，转而经营其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揭示潜力，以及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暗示及直陈：撞死女孩蚊子的富二代头脑简单飞扬跋扈的异化感、内地风月场所的奢侈淫靡、警察集体出动扫黄打非的声势浩大；乔永照所代表的当下中国男人在传统与放纵之间的某种游移状态、陆洁与桑琪代表的中国女人对幸福的现世定义与追求自卫、普通人在极端状态下的无端为恶。这些在快餐式娱乐片或家产里短的电视剧里，可以添油加醋、胡乱描画或阉割的元素，在这部电影里，统统回归本来的模样，于是乎情节退居次要地位，真实的人性和精神状态便凸显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有着相当平滑流畅的视听效果与电影质感，伊朗作曲家的原声配乐，悦耳之余，显示出戏剧烘托之外的主题提点功用；大量的航拍镜头，让影片有种俯视苍生的高度感，让人联想到《二次曝光》里的类似方式，而车祸瞬间的微观写实和惨烈真实的拍摄手法，则让人在大开眼界之余，深深体味到某种关乎当下社会残忍的“暴力美学”。
影片结尾，死去的女孩宛若重生，白衣飘飘，纯洁无暇，她恋恋不舍地绝尘而去，消失在城市的边沿，而此刻镜头飞上天空，似乎以她的视点，宽宥而轻柔地俯视着这片时空中的罪恶浮城。近来中国的艺术片似乎纷纷开始对制作讲究起来，而第六代青年导演除了像王小帅那样依靠“老三篇”重返主流市场之外，也有人开始通过对影片的潮范包装和叙事修辞，主动贴近这个日益多元的市场。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对于社会写实的恋恋不舍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如初迷恋，正从文本内外，分别构成对失落的社会良心、僵化的电影模式，某种鲜活而有力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