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水浒传》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领域最为活跃的部门之一，先后出版了多种《水浒传》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何心的《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学出版社年月新一版；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 作家出版社年出版；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年月出版； 郑公盾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年月出版；刘冬的《施耐庵探考》， 南京出版社年月出版；何满子的《水浒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出版， 马成生的《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年月出版，等等。这之后，全本小说网不惧未来，敢打敢拼，在市场上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但最令读者关注的社会影响最大的，却是报刊杂志上围绕作者版本主题三大论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各家各派，聚讼纷纭，大有不可休止之势。关于前两个问题，上文已经作了初步介绍，下面着重谈谈对于主题研究的一些情况。
在《水浒传》主题的讨论中，研究者面对的是同一部《水浒传》的全部存在，之所以会导出种种分歧的意见，决定的因素乃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归纳起来，《水浒传》的主题有下列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为市民写心”说，三说的论争，基本上勾画出主题研究史的概貌，《水浒传》研究实践的成败得失，也基本上可以从中反映出来。笔者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论者，对此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下文着重谈一谈其他二说的情况。
一
“农民起义”说是建国以来最先出现而且始终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起义”说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事，它是一个价值观和文学观发生巨大变革的全新时代的产物，亦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产物。在那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数百年来被封建统治者诬蔑为“诲盗”“坏人心术”的《水浒传》以“农民起义颂歌”的崇高地位，无疑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论它有多少缺陷与不足，当时的研究者就是这样来“接受”《水浒传》的，而这种“接受美学”，也是为人民所批准了的。
“起义”说是经过许多研究者反复探索并逐步完善起来的系统理论。茅盾在建国以后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对《水浒传》的描写对象，用的是“梁山泊好汉”这一概念，对这些好汉之“逼上梁山”，他也是沿用传统的“落草”的说法，而没有用“起义”一类字眼。当然，“落草”一词是不包含任何贬意的。
年月发表的杨绍萱的《论水浒传和水浒戏》， 大约是《水浒传》“农民起义”主题说的第一篇论文。从杨绍萱开始，“起义”说大致经过了三个演进阶段：
一，从《水浒传》中的个别诗句来证明《水浒传》是显露“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矛盾和讴歌农民起义的作品的初级阶段。杨文说：“一般读者多悉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一段，特别是那四句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浅白之见，便因此说《水浒传》只是写了一个‘官逼民反’，在这四句诗却显露着是‘家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惟这还是姿态，真正流露出原作者之真意的，实在是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收尾的一段……这里所见‘家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自己说出的基本观点，质言之，他所写的林冲走向梁山泊，是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
二，通过《水浒传》主要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欺压逼害，结果走上共同的道路──逼上梁山”的剖析，来论证《水浒传》是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英雄写成历史舞台的主人公的作品的中级阶段。路工年月日发表的《〈水浒〉──农民英雄的史诗》是其中的代表。这种论述，较之简单地从几首诗中引出农民起义的结论，自然要充分得多。
三，从“真实性”“典型性”入手，以文艺理论的阐发使“起义”说的理论系统趋于最后完成的高级阶段。冯雪峰是这一理论系统形态的最后完成者，他在《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中说，宋江是创造出来的人物，但“从事件的根本精神上说，《水浒》的描写却是高度真实的；其中的社会现象和斗争情况的描写也都是有高度真实性的。”又说：“这些英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从农民阶级出身，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
无庸讳言，“起义”说具有相当的不完备性，致使在许多问题上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评价宋江形象和如何解释受招安的结局两个问题上。但它终究是许多老一辈学者潜心探索的成果，就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的成分。它至今仍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它并没有“衰微”。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还是得按“起义”说的模式进行，因为那是最便捷而又最易为观众接受的模式。
二
为了给宋江的受招安寻找合理的解释，《水浒传》的“忠义”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导致了“忠奸斗争”说的复兴。
穷根溯源地说来，“忠奸斗争”说堪称《水浒传》问世以来最古老的肯定它的价值的传统观点。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引“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古经，判定“壅蔽主聪，操弄神器”的蔡京童贯高俅之徒，方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而宋江等人则“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李卓吾连“窃钩者”的提法也不赞同，径直称许“水浒，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在他们那里，忠义与奸佞的界限是确定而分明的；他们以为，只要把那种颠倒了的是非曲直颠倒过来，就天下太平了。后世的“忠奸斗争”说者，虽然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或说《水浒传》表现的“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或说《水浒传》表现的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
所谓“忠”与“奸”，本身就是封建伦理“君臣”一纲的体现，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以臣对君的态度为标尺的。除了“忠”“奸”之外，还有“清”“贪”之别，那主要是从“官民”的关系上着眼的。一般说来，“清官”就是“忠臣”，“贪官”就是“奸臣”。忠与奸，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又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冲突。“忠奸斗争”说，与数千年中国封建卫道者诋毁《水浒传》为“诲盗”之作的论调相抗衡，为《水浒传》争得了生存的权利；以“忠奸斗争”来解释《水浒传》之肯定宋江接受招安以及《水浒传》对宋江与田虎王庆方腊不同态度，都较“农民起义”说为顺理成章。
三
关于《水浒传》主题意见的分歧，曾经使许多人感到困惑：对于这部伟大的作品，搞了几十年，竟得不出一个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科学的精确的主题，总不免让人感到不够满意。
其实，《水浒传》研究史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关于主题的探究，应该彻底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而代之以“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多元融合的思维方法。我们首先要承认《水浒传》主题探究的多元化的趋向的合理性。
第一，《水浒传》作为一种对象，是一部在哲学上政治上伦理上与美学上具有立体性的全方位的表现社会现实的无比丰富的作品，其本身就是多元化的：从阶级的意识而言，其中不仅包含了农民的思想意识，也包含了市民的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从思想渊源而言，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影响，也打上了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烙印。《水浒传》的成书既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施耐庵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集合。
第二，作为研究的主体，本身也是多元的，他们总是发挥思维的多样性，对于《水浒传》这同一对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局部去理解去阐发。实际上，关于《水浒传》主题的不同意见，严格说来在概念上并不属于同一序列。“农民起义”说与“忠奸斗争”说，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而言，“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则是指通过那一系列事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而言（“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也回答过作品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问题，它认为《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一群豪侠，《水浒传》中的侠，基本上产生于市民社会这块土地之上，又反过来反映维护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多元化并不可怕。多元化比单一化更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比单一化更接近真理。现今关于《水浒传》主题的各派，都是历史上产生的，它们都对《水浒传》的深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指导下对于《水浒传》的新的开掘。尽管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不完备性，但都又确实包含自己相对的真理性，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存在的理由；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真理与绝对谬误的关系。诸说并存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并在相互争鸣的过程中益加趋于完善。
还应该看到，诸说并存并不是僵持的对峙，而是一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容的状态。“农民起义”说并不否认《水浒传》中确实反映了某些市民意识；“为市民写心”说从来不曾怀疑《水浒传》写了“忠奸斗争”的内容。各种意见纵然相悖，实际上又相互补充相互促成。相互批判与相互宽容，应该是多元化的互补的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相包容已经开始发展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其端倪已在一些论著中出现。